阿鲁同意转当控方证人，指证纳吉窜改稽查报告
前一马公司执行长阿鲁甘达同意转当控方证人，以在窜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案中，出庭指证前首相纳吉。
阿鲁甘达（Arul Kanda）的律师西瓦纳登（N Sivananthan）也重申，其当事人坚持其在本案给予反贪会的口供无误。
晚上7点47分更新
前一马公司执行长阿鲁甘达同意转当控方证人，以在窜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案中，出庭指证前首相纳吉。
阿鲁甘达（Arul Kanda）的律师西瓦纳登（N Sivananthan）也重申，其当事人坚持其在本案给予反贪会的口供无误。
他是今天在吉隆坡高庭法官再尼（Mohamed Zaini Mazlan）聆审，控方要求把阿鲁甘达转为控方证人的申请时，如此表示。
他也表明，阿鲁甘达关心自己在出庭作证后，会否真的无罪释放。
再尼：那你的当事人是反对这项申请，还是同意？
西瓦纳登：他准备作证，他坚持其给予（反贪会）的口供无误。
再尼：所以，用英文的说法就是“yes”（同意）。
眼见法官的回应引起哄堂大笑，西瓦纳登打趣说，这就是为何他们会成为律师。
2018年大选后，反贪会曾数次针对本案传召阿鲁甘达录取口供。
控方主张，2016年2月24日在时任政府首席秘书阿里韩沙（Ali Hamsa）办公室举行的一项会议，做出了窜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的决定。
知道与纳吉沟通内容
副检察司哥巴斯里南（Gopal Sri Ram，上图）今天较早前在陈词中表示，阿鲁甘达的供词或触及，其跟纳吉（上图）针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的对话。
“有证据确认，阿鲁出席了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他也出席2016年2月25日的会议。”
“当时，他是一马公司执行长，被告纳吉则是顾问团主席。”
“他（阿鲁）知道，他如何参与有关会议，以及他跟被告的任何沟通。”
“他也知悉，他跟被告纳吉针对后者面对的控罪，所进行的一切对话。”
“身为一名唆使者，他（阿鲁）是一名相关的证人。他有能力指证被告的行为。”
辩方质疑供词无价值
尽管如此，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沙菲宜反驳说，法庭应该拒绝控方传召阿鲁作为污点证人的申请，因为对方的证词缺乏价值。
他解释，阿鲁可能受到控方影响，以致出庭指证纳吉，但却淡化自身在案件中的角色。
“这很委屈，因为他们（控方）让阿鲁在聆听其他证人作证时坐在那（被告席）里。”
“如果控方对供词满意，法庭将评估（是否发出补偿状，比如可能释放阿鲁）。”
沙菲宜（下图）补充，阿鲁的证词或遭粉饰，以倾向控方对纳吉的指控，进而剥夺纳吉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
6月24日裁决申请
针对此，哥巴斯里南反驳说，一旦阿鲁获准出庭作证，现有的保障已可确保纳吉获得公平审讯。
他举例，阿鲁的供词仍然需要其他证据来印证，而法庭也可自我提醒，阿鲁的证据可能受到其为了淡化其涉案的企图影响。
再尼最终择定6月24日裁决，是否允许阿鲁出庭指证纳吉。
如果批准，阿鲁料将在当天出庭作证。否则，案件将继续审讯，并传召反贪会的调查官供证。
律师：阿鲁仍是被告
阿鲁律师西瓦纳登今天较后发文告澄清，虽然阿鲁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指证纳吉，但他依然是被告之一。
西瓦纳登解释，控方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63条文来强迫其当事人来供证。
根据上述条文，若一宗案件拥有超过1个被告，则控方有权传召其中一名被告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供证。
西瓦纳登也说明，自从反贪会开始调查，阿鲁从来就准备配合。
“他过去和现在的立场都是，他从来不应该被起诉，而在这种脉络下，若法官决定他必须在反贪会法令第63条文下出任控方证人，则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在不违反他之前给反贪会证词下出庭供证。”
纳吉及阿鲁甘达因为涉嫌窜改一马公司稽查报告，于2018年12月12日被控，惟两人皆否认有罪。
今年，控方指阿鲁甘达拥有关键证据，可以加速本案的诉讼，而向法庭提呈申请，要将阿鲁甘达转为控方证人，以便指证纳吉。
沙菲宜则以这做法没有先例为由，反对控方的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