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粮危机之际,专家认为,马来西亚渐渐浮现的粮食安全问题,突显政府向来重视经济作物胜于粮食栽种的政策弱点。

此外,脱节的农业政策、本土生产与入口的垄断现象、缺乏农业实践的研究,都可能是导致马来西亚如今面对粮食不足的成因。

博大热带农业和粮食安全机构研究员法蒂玛(Fatimah Mohamed Arshad)回顾说,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经济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且一直是个农业国,直到70年代开始趋向多元化为止。

“我们要感谢,他们(殖民者)从巴西引入橡胶树及从非洲带来油棕。”

但她指出,殖民者依赖原产品的经济模式,初期靠橡胶和锡矿取得蓬勃发展后,国家的农业发展一边倒向经济作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单一作物的油棕种植园,共占地590万公顷和涵盖全国80%的农业地,尽管马来西亚在1984年至2010年期间推行了三项国家农业政策、从2011年起有2项国家农业食品政策和40个不同的食品与粮食安全法规。

粮食供给量增因入口

根据统计局,马来西亚2020年共面临217亿令吉的食品贸易逆差,因为国家共入口555亿令吉的食品,但只出口338亿令吉。

有关贸易逆差较前一年增加了足足24.9%。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中心(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2019年发布的研究,多年来马来西亚的的人均粮食供给量一直成长,但大部分增长是基于入口。

有关由佐摩(KS Jomo)、陈再根(Tan Zhai Gen,译音)和贾如罗马丹(Jarud Romadan Khalidi)合著的《实现全马来西亚人的粮食安全》研究报告提到,人均蔬菜供给量从1961年的20公斤增至2013年的72公斤,但增长是基于入口而非增产。

报告解释,虽然蔬菜产量增加了10倍,但入口却成长了14倍。

专注于生产经济作物

根据报告,自给自足的政策主要只专注于稻作,其余农业发展则专注于生产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进而降低粮食的多元化。

他们也指出,虽然粮食安全与营养极为重要,马来西亚的宪法却未明确保障获得充足粮食的权利,或者制定一项全面的国家粮食政策。

“马来西亚的粮食政策不仅忽视食物,特别是米饭和许多进口食物的可负担性,也造成微营养素缺乏症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国家银行在2021年的“关闭粮食缺口”(Closing the Food Gap)报告披露,在2011年低于自给自足水平的14样食品中,有13样在十年后的状况仍然不变。

统计局在2019年针对家庭开销的食品篮调查,或许可说明它们是什么食品。

有关调查显示,家庭经常购买食品中有14.1%为入口食品,它们分别是洋葱、乳制品、咖啡、小麦面粉、茶叶、红葱、马铃薯和食油。

垄断已扼杀稻米产业

法蒂玛指出,虽然稻米自供自给是政策的焦点,但稻米产量目前仍不足以完全满足国家的需求。

截至2020年,马来西亚只满足了63%的国内稻米需求,未达到国家农业食品政策设定的70%目标,尽管此领域获得了88%的农业津贴和45%的总农业预算开支。

针对政府的政策,法蒂玛指出,官联公司国家稻米公司(Bernas)被赋予过大的控制权,而全权控制了马来西亚的稻米产业。

她认为,长达50年的垄断已扼杀有关产业,有别于其他稻米生产国,如日本、韩国和泰国,马来西亚没通过研究来充分发掘水稻的功能。

“我们只是从水稻提取米饭,米粉和水粉(Bedak Sejuk)。”

“在别的国家,他们懂得利用有关作物在建筑业、医药、美容产品,甚至是高档米酒。”

稻米业在《1971年国家白米及稻米局法令》废除后出现垄断的局面,有关产业由之后私营化的国家稻米公司所掌控。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中心的研究,国家稻米公司的垄断意味,稻农在出售稻米给米厂时须接受更高的“减价”,从1970年代的14%至17%到近期的逾20%。

除了垄断,最近几年的私营化已导致垄断者从公共单位变成私人界,政府的津贴也渐渐掉入私人食利者的手中,粮食产业同样未能幸免。

“因此,粮食系统已导致马来西亚愈来愈依赖,几个有政治影响力的食品垄断公司,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家稻米公司垄断了稻米产业。”

农业投入品成本高涨

另一方面,法蒂玛指出,农业投入品(agricultural input)如肥料和动物饲料也是导致低利润的因素,同时也影响到产量。统计局在2020年就透露,过去10年的饲料指数已增加24.4%。

“我们的产量很低,主要靠进口的投入品却越来越贵。这提高了生产成本。”

“由于我们这些年未致力提高产量,当生产成本一提高,消费者就要付更多的钱。”

马来西亚的动物饲料近乎全都靠入口,近80%的谷物玉米饲料来自巴西和阿根廷,96%的大豆来自阿根廷。

由于出口国的供应受影响,玉米的价格在过去一年飙涨了217%,以致家禽农场和零售成本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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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入口粮食依赖过高

除了鸡肉,其他农业食品的零售价其实也高涨,部分原因是马币贬值导致入口更为昂贵。

作为对策,政府近期宣布废除食品类入口准证,比如白菜、老椰子、鸡肉和液态奶。

此举也令许多消费者感到惊讶,他们之前并不晓得,进口粮食也需要类似的准证。

尽管如此,国库控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认为,由于缺乏透明度,农业政策的入口准证(AP)制度其实缺乏效率。

法蒂玛指出,政府之前需限量发放准证来入口蔬菜,恰恰显示国家农业的悲惨困境。

“如果我们连自己生产白菜都办不到,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农业状况。然后,某人却从1980年起享受着入口白菜准证(带来的盈利)。”

根据统计局,白菜是8种入口依赖率超过50%的8种食品之一。

法蒂玛认为,其中一个改善粮食安全的方式是效仿越南、印度和泰国,即大量投资在创新农业生产的研究上。

她举例,泰国农民向荷兰专家取经来改善畜牧业,印度农民则咨询以色列人,擅长种菜的后者曾协助世上最贫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Ethiopia)生产自身的食品。

她继称,越南的大学在农场附近盖研究中心,跟政府、科学家和推广人员密切合作。所谓的推广人员,就是协助从实验室转移科技至农场的人员。

“马来西亚的大学更关注排名,大马农业发展研究院(MARDI)有做研究,但没通过推广人员转移(研究成果或科技)。”

“马来西亚的研究有很大的缺口,而政府和私人界之间缺乏协调。”

她也呼吁,从庞大的垄断公司模式转换成较小的米厂,而她相信,这对提高产量极为关键。

据她了解,马来西亚在1970和1980年代共有约2000家米厂,至今却相对少,大米厂则隶属国家稻米公司。

“在马来西亚,我们从橡胶到稻米都有大厂房。不是很多人认同我,但我觉得小米厂才是变革者。”

“小米厂可协助生产者直接销售和善用机器,这将鼓励他们创新和推出自己产品给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