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即将从4月6日起,在全马五个城市放映。播映会分八个场次,一开放预定戏票便瞬间“秒杀”,一抢而空,足见本地非常关注这部影片。

《时代革命》于去年7月在法国康城影展闭幕前一天“惊喜放映”,才为人知晓,其制作历时两年,全程秘密推行。影片面世后,备受瞩目,更在同年11月得到台湾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时隔多月,这部纪录片终于推出全球同步播映,在4月1日至10日之间开放给不同国家与城市的组织筹办放映活动,而马来西亚是参与此计划的国家之一。

《时代革命》遍地开花,香港导演周冠威是声声感恩,并寄望电影口碑能吸引更多国家的戏院与发行商把纪录片正式带到院线播映,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周冠威接受《当今大马》越洋连线专访时表示,当下香港“退步得很厉害”,人权和言论自由受严重钳制,越多外国观众观看这部电影,就代表越多人关注香港的困境。

“至于(这些关注)是否有可能帮助到香港改变呢?感觉好像很渺茫,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温暖、支持、积极的盼望。”

他点出,《时代革命》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所遭致的强权压制,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港人本身,也是对世界各地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参照和鼓励。

“这场运动里面有很多悲惨(的部分),但我们不是贩卖悲情。这个运动对世界各地都是一个参照,因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大家都有可能会面对集权的打压。这是一个(对世界的)警惕,即自由是会失去的,或者(反过来看)这也是一种鼓励,即自由是可以极力争取的。”

记录真实,揭示善恶

然而,从反送中运动兴起至今,不仅是香港,马来西亚尤其中文社群更是意见分歧,网上常见激烈的争论。马来西亚的声援香港运动也引起两极化的反应。有不少人同情与支持香港运动,但也有一大部分人视示威者为推动港独、试图分裂中国的破坏份子

周冠威自许,这部纪录片记载的不仅是反送中运动的真实情况,还反映人性的善与恶、文明与野蛮,远远超越个人政见与国家认同。他期望观众能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去观看这部电影。

“我身为导演,我不想很集权地去控制观众说,‘呐你睇这部片咧,一定会得到呢几样嘢’(你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会得到这几样东西)。我拍这个纪录片,拍的是事实。”

“我很希望你撇除所有政见,即使不太了解香港也没关系。你看这部电影时,再回想你自己。因为里面所谈论的,是人性的善恶、诚实和谎话、文明与野蛮,而不是政见,而不是国籍。”

感叹对话断绝后的惨烈

《时代革命》的马来西亚放映会总召集人李伟康受访时也认同,这部纪录片对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而言,是很好的借镜。

“这部电影其实是很悲惨的反面教材,它可以让当权者和社会看到,当(民间与政府)所有对话渠道断绝以后,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这是我很深的感触。”

每场放映会的票迅速卖完,也让李伟康与筹备团队感到非常雀跃。

他坦言,当初仅是抱着自己想要观看纪录片的念头,去接洽和承办马来西亚场次的放映计划。

“没料到,我发布(放映会的)讯息出去后就得到有很多朋友帮忙。本来我只是打算一个人做,但现在整个团队已有十个多人,包括场地、协调还有各地城市的搞手,包括新山、怡保、古晋、槟城。这次的放映会真的有一种众志成城的感觉,尤其马来西亚社会运动低落了这么久,很久都没有热血澎湃的感觉了。”

李伟康希望,放映会的佳绩能吸引到本地发行商,正式把片子引进大马,在本地商业院线上映,以真正做到“遍地开花”。

“即使只能上映一个星期也好,我也觉得这是功德无量了。可以让更多中间派的人知道香港在2019年夏天所发生的事。”

目前,全马八场的《时代革命》放映会票券已全数售罄。同时,英国将继台湾之后,正式在戏院公映。

警察推倒老伯引起激愤

在《时代革命》里面,周冠威贴身跟拍受访者,站在运动前线记录反送中运动的发展,更借取运动口号的后半段,为纪录片命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周冠威为了保持导演的客观身份,不曾在拍摄或运动期间喊口号,把内心的情绪强行压抑好几个月,直到2020年1月跟拍流亡到台湾的手足(香港示威者)才得以释放。

“(我)就只能忍住而已的啊!你握着摄影机时,你是不能喊口号的,因为你是旁观者。我(身为导演)不能去骂警察,我亦不能骂示威者,我不能阻碍警察,我亦不能阻碍示威者。这些情绪都是一路忍着,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一路都没喊过口号,直到有次我人在台湾,我不在香港了,我也放下手中的摄影机时,我终于第一次喊出口号。哇!那时我的心情,我是突然之间哭了出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压抑得很辛苦,我想哭出来,我想(公开)说一些我想说的话,想争取一些东西时,我却不能够这么做。我压抑了好几个月,去到台湾时突然那一刻得到释放,可以自由在街道喊出这个口号,(我才发现)原来说出来是如此舒服的。”

周冠威是笑着说起这段故事的,但坚毅的背后,依然有一次破了防线。

他忆述,有次拍摄期间跟拍七十余岁的陈伯,防暴警察竟在眼前推倒陈伯,还向对方喷胡椒喷雾,因此急得出手阻拦,反被警察抄下身份证。

“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也是我唯一一次忍不住的。我当时大喊,叫防暴警察停手:‘阿伯嚟架,七十几岁啦,你做咩推佢啊’。我那时很激动,那一刻我输了,因为我压抑不到。”

迫害是因,受害是果

为何觉得这是“输”的表现呢?那一刻发生在自己眼前时,应该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吧?周冠威想了想,调整自己的说法,并点出整场运动的核心问题。

“话说回来,其实不是我忍不住,不是我输了,是防暴警察迫使我进入冲突当中。这个例子可以反映在很多事件上。这场运动里是打压者、政府、警察去主动挑起整个纷争;是政府不理民意,去立下一条条(迫害香港)的条例。整件事情的开端,不是我们人民,而是来自政府。”

“我们不停去反映,却被当权者不停挑衅与打压。这样因果关系我要说得很清楚,而刚才的事件,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代表了整个运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周冠威感叹,如今的香港充满着恐惧与创伤,就连纯粹说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都有入罪的可能。

回看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从2019年3月起,香港民间原先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展开和平游行示威。直到6月12日那场百万人集会,有示威者因占领道路而引发警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随后运动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整个社会也陷入极度撕裂与创伤的局面。

反送中运动后,《国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正式落实。香港的言论自由尺度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快速收紧,更引发一波波的移民潮,大批港人流亡海外自保,唯独周冠威还留在香港。

所幸的是,周冠威与片中的受访者暂时未因这部纪录片而遭逮捕或侵扰。惟片中具名受访的香港法学学者戴耀廷与《立场新闻》记者何桂蓝,因其他罪名入狱;香港作家李怡与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则已双双流亡台湾,也有一半匿名蒙面受访的示威者已经离开香港。

保持平常心直面强权

周冠威是《时代革命》制作团队唯一公布实名的成员,他坦言依然有被拘捕的风险。不过,他尽力做好保护措施,把影片素材和版权都转移到外国,就保持平常心去面对一切,不会刻意躲避《国安法》惩戒的风险,或顾忌当局所设下的所谓法律红线。

“(虽然面对风险)我尽量逼自己单纯去处理。当然我仍处在危险当中。不过,我已经见了律师。也把律师电话交给家人了,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被捕)。”

“从康城影展公开纪录片至今,都是还没有(面对政府骚扰)。我不理会他们(当局)在猜度着什么,想些什么。我就怀着平常心,反正我准备好了,我就继续做我的东西。”

“管它是单纯也好,理想主义也好,套用香港的《基本法》,我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受保障的(笑)。我就按照我的原则做事,这是我的坚持。你话我傻仔,话我蠢,但我依然坚持这路线,我不会管你那条红线的,因为这道红线不断在移动,我就尽量不去理会就是了。”

话虽如此,即使没有政府单位的直接打压,但一再警示的红线却引发民间各种程度的自我审查,严重打击周冠威的事业。他原本筹备拍摄一部爱情喜剧,不仅有一半资金和演员因其《时代革命》导演身份而退出,还完全失去教导电影的教书工作。

所有事情要留有盼望

不过,尽管面对集权打压的恐惧,周冠威除了靠着宗教信仰的安慰,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他也分享一段七岁儿子曾说过一段非常珍贵又纯真的话。

“我有一次问他(儿子):‘爸爸拍的戏是讲真话,但政府不认同,变成了爸爸在讲政府大话,导致政府不高兴,而可能会被拘捕。你可能会很长时间没见到爸爸,那你认为爸爸还是否应该拍这个纪录片?”

“他回答我:香港政府看了爸爸拍的戏,会变回好政府。这么一个单纯(的答案)说起来好像很不可信,但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回我,对所有事情都要有盼望,只要是做对的事就继续去做。”

“我也问他:那我们离开香港好不好,这样会安全一些。他说:不好啦,一起留在香港啦,我们把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他是一个理解香港现在有苦难的(小朋友)。他即使知道(香港是这样),但仍然对香港有盼望和愿意承担,我觉得这个答案让我很温暖。”

周冠威凭借这份温暖又纯真的鼓励,支撑着走到今天。他也寄望,这部诞生生于香港的纪录片,有天能够回到香港播映。

“我都寄望,香港重新变好的时候,变回自由的时候,或许那时(纪录片)就不需要再放这么多马赛克,到时或许可以做修订版本,重新用回那些(没有见光的)素材。至于要多久之后才有机会做到这件事?这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