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与中文系偶感
【零思掠影】
究竟应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最通俗且符合基本要求，应当是有一定知识基础，且是“好人”、“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相信不管是什么大学科系都能够（也能有）志于此，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有言大学不应只是“死读书”（“师”和“生”皆然），活在象牙塔里，不知社会人间的现实烟火。约莫数年前，公民运动苗火尚有余温，便有舆论要求读书的大学生“站出来”抗争权益。不过，近二三年来的舆论似乎又要“站出来”的大学生别闹事，回去乖乖读书了（没站出来的就不要读书读坏脑，乱讲话）。
现在想来，社会的期待真教人左右为难，大概只想要大学教出来的都是会吃草的优秀绵羊。“狼”来了可团结御敌，其他时候还是乖乖听牧童指挥行军，蹦蹦跳跳地回圈去，无怨无悔还需感动涕零地奉献毛皮血肉。
若我们谈到更為具体，通论之外有所指涉的——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中文系学生？我认为不应止步于“会做人”、“会做事”、“做好人”而已。
【零思掠影】
究竟应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最通俗且符合基本要求，应当是有一定知识基础，且是“好人”、“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相信不管是什么大学科系都能够（也能有）志于此，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有言大学不应只是“死读书”（“师”和“生”皆然），活在象牙塔里，不知社会人间的现实烟火。约莫数年前，公民运动苗火尚有余温，便有舆论要求读书的大学生“站出来”抗争权益。不过，近二三年来的舆论似乎又要“站出来”的大学生别闹事，回去乖乖读书了（没站出来的就不要读书读坏脑，乱讲话）。
现在想来，社会的期待真教人左右为难，大概只想要大学教出来的都是会吃草的优秀绵羊。“狼”来了可团结御敌，其他时候还是乖乖听牧童指挥行军，蹦蹦跳跳地回圈去，无怨无悔还需感动涕零地奉献毛皮血肉。
若我们谈到更為具体，通论之外有所指涉的——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中文系学生？我认为不应止步于“会做人”、“会做事”、“做好人”而已。
不应以做人做事为评价标準
今日大学是“职业培训班”的首要途径（看我们动輒就是“上大学好找工作”的舆论），“读多点书赚大钱”成功观蔚成主流。大学教育力求课程与职业有明确挂钩，不仅内容需有实用和专业的技术活，宣传响亮直接：课程简介绝对明确列出就业前景，大学宣传的毕业生就业率数字则越高越好。
当然，我并无意否认数年大学教育对未来职业生涯铺垫的需求，但训练“做事务实”的大学生不应是唯一（或首要）的重要目标。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以及达致大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不冲突的，对于学习基本技能以外，应帮助学生在成长路上学习思考人生问题及承担社会人的义务与责任。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瑞克·伯克（Derek Bok）认为大学教育不应该限制在知识的范畴，也不应该强迫灌输道德价值，其基本目标应该包含多样的价值和行为：良好的沟通能力、清晰的思辨能力、独立的道德思考力、积极参与的公民责任感、迎接多元化的生活、迎接全球化的社会、拓展广泛的兴趣、适当的就业準备。（1）上述能力培养大学生并非为纯粹“就业”考量，也包含“自我”及“做人”的面相。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能力并不是要让学生成为道德伦理本位上的“好人”，而是能够思考各种“好”价值背后的道德和公民原则，避免以简单片面且权威式的个人意识形态与政治观点，来教导学生单向的道德思考（伯克直言这是滥用职权对学生的洗脑）。
思考、批判与价值捍卫
这点似乎有些偏离常理，难道“从善”不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伦理价值？由此延伸，并不只是说大学生应追求知识而无需有道德上的要求，重点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培养“好人”大学生，而是“会思考”的大学生。
道德伦理并不只有千年不变的定律（即使要说有“真理”般定律，背后仍有深得多的大套论述，而不是泛泛而谈），只说“好人”，又有何道呢？若只是单方面说了算，切勿骄傲自大不犯事尊师之类的，实际效果应只是我们教育体制道德教育课程般的废话。
思考、批判与价值捍卫的大哉问是应当常存大学生心中的。无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及观点，只要符合一般明理人士（reasonable person）都能接受同意的范围内，皆有理性和公开论辩的空间（不管对象是同辈学生还是师长）。
另外避免因应职业需求而完全功利化的心态，大学教育应当提供更广阔的职业视野，引导学生思考“职业不只是赚钱”的单向过程。[同上，页280]除了履行工作职责以外，具有资源和机会接受完整大学教育的学生，还能为自我和社会做到什么？
对此，德雷西维兹有一警世之语：“教育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谋得养家糊口的技能，你存在的意义也不只是为了赚钱贡献给国家GDP而已。”读大学是学习思考、砥砺心智、建立灵魂、了解自己及营造丰富的内在生活与自我。（2）
职场的工作成就或是性格上的敦厚并非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条件，自然不可用作衡量大学生素质的标準。否则，会做事的大学生、温柔敦厚的好人，和职场打滚的社会人，又有何区别呢？或许只要做好事存好心，都应是差不多的。
行文至此，适时处理另一层面的课题：要培养怎样的“中文系”大学生？
需要怎样的中文系？
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年，整体情况似乎未有本质上的改善（再个廿、卅年以后会变得更好吗？）。黄锦树先生于〈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中文系〉（收录于文集《时差的赠礼》，原稿刊登于1998年8月2日《南洋商报·论坛》）一文中充分讨论了马来西亚中文系的可能规划。
他认为马来西亚中文系应在有限的资源，全力发展某个领域，大体上以文学领域（近代的文学观念）为核心，强化多面向学术及思考训练，兼具本土特色及辽阔视野，作出和中港台和海外汉学不一样的“中文系”（中文文学系），支援文学生產以及文学/文化的研究。（3）
于中文系，笔者只受过浅薄数年本科教育，实在没资格有任何指导或评论。不过就短短数年的在学经验，结合黄锦树先生的意见，浅谈一二。
略查国内几间主要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大纲与介绍，大致上还是奠基于中华传统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汉学研究为主，本土与区域研究为辅。
基本课程规划如黄锦树先生所言的“汉学系”，取中国文史哲之精华，重视中华学术源流，外加本地社会文化的面相，但相对来说忽略西方的哲学与文学传统，少有华文世界以外的全球视野。
数家中文系课程安排在国学、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研究，方向及需求各有所偏重的延伸——看似全面，但不免有些松散。以悠久国学的标準，四部经史子集原典读得不多不精；以重点汉学的标準，西方汉学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累积成果缺席，亦缺乏会通中西的比较视野。
缺少“中文”以外的学术/文学的面相，马来西亚中文系似乎只能依赖古典传统，以及本土社会文化研究的资源，恐不足开展出扎实的学术训练。
再如其他条件：制度、设备、政治（种族政治、大专法令、外在/自我审查仍是大行其道的）、师资（课程范围深广性质，教不教什麼真系于一人）等因素，限制了中文系的整体规划和发展。
一方面因民族文化需上承国学古典传统，一方面又因在地关怀需下接马华文史问题（有涉及整体马来西亚社会史还是较少的），课程内容承接许多期待，然而资源有限，定位不明确，只能“八面玲珑”：五分国学，三分马华，二分汉学（非定型，比例视乎各校资源和规划有所调整）。依此发展，或是多方面都只懂一点，博而不精，不免有些虚浮。
又即使著重本土马华的区域地方或文化研究，可挪用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术视野，面对古典传统的霸权，能有更多的空间可供延伸扎根？
“华人”定位格局上的限制，加之没有西方学术史发展及哲学的底蕴，一般的方法理论也教得少——有志于此道的后学们，恐难有全面且深入的掌握。
较为实际的，大致还是应该得减缩国学领域的分量（如小学、语言和经学），确立“文学”和“社会文化”两个方向，开展专门的学术训练，避免顾此失彼，邯郸学步的偏向。
系统地开展“文学”和“社会文化”
综上所述，因整体资源有限，又边缘于国家立场之外，“华”字研究只能自己努力搞搞专门路子；况且汉学的相关研究还需面对中英日韩等学术界的多方竞争——本地中文系无论“上承”还是“下接”，皆有内外环境的困顿。
如何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审视反省，力求做得更好，仍需要充分的讨论。这里不成熟地针对前述的本地中文系所面对的问题，给予微薄意见：
一、若华社资源充足，内外力的技术问题亦可尽力发挥且解决（这当然是有许多，中文系或可设定明确的课程、方向及需求，明确划分独立于古典传统之外的“马来西亚社会及文化研究”领域，着重华人场域的文献、田野、物质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
同时，遵循“汉学系”的方向强化文学领域（如黄锦树先生所言以中外并重的比较文学为背景），汲取古典养分，多谈近现代之经典（世界、马华、跨域）之文学论述与问题。是以能在“文学”和“社会文化”两端，各有系统性的开展。
这般规划并无否定中国文史哲研究的传统（相关课程仍可依学生的学术兴趣，选修专研），但大抵还是得考量学分需求，减少中国国学的课的必修（如前述小学经学，有需要或可作為选修课程），以群组选修的方式确立明确的知识训练方向，集中且合理分配资源发展具有本土涵养的学术底子。这样一来，学生亦可依兴趣和研究所需（例如研究华人社会墓碑、庙宇等所需的国学底子），跨域修习相关课程，开拓学术及思考视野。
二、与其担心学生找工作，或是高扬道德主义和文化传承大旗，我更愿中文系以重视学术基础和精神为前提，把专业的基本功打穏。在这个意义上，若肯用心教用心学用心实践体会，也是非常实际的技术活。学术精神与底蕴不该為“招生”、“就业”数字的附庸。
教育者也莫为迎合氾滥的“求毕业”（这是学生所欲的）与“文化绑架”的现象，让本已危殆的学术底线，连遮羞布都不剩了（偶尔查阅某校中文系毕业论文有感）。
三、陈平原先生谈人文教育“三知”——“知书”、“知耻”、“知足”，固然未必需与孔子等同“知天命”，不过上大学无论是为求知还是为工作，终究是为自己未来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梁啟超〈为学与做人〉已明言德育体育的局限，倡导“知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是知识的教育、人生的教育及意志的教育。
古今学人明鉴达于世变，或可补足“教学育好人”的内涵。教师弘扬学识尊重学生，加以适当教学和引导；学生能各得其所尽心，不被情感绑架而得以安身，有个性上的伸展，也有自觉自醒的意志——应也是“中文系”之用了吧？
今时今日社会不重视人文，开不出文化土壤；大学学术精神衰微，产不出生长的苗子——不厌其烦地再更具体和现实地说，仍是“立锥无地”的问题（老前辈张景云先生动情至深的伤心之言，现时读来仍是感慨万千）。
我们都“在路上”，共勉。
注释：
1.德瑞克·伯克，《大学教了没？：哈佛校长提出的8门课》（台北：天下远见，2008），页88-100。
2.威廉·德雷西维兹，《优秀的绵羊：耶鲁先生给20岁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体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台北：三采，2016），页94-105，引文出自页94。
3.黄锦树，〈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中文系〉，《时差的赠礼》（台北：麦田，2019），页219-227。
王智霖，现留学台湾，彳亍漫游芸芸众生茫茫视界，偶尔失眠熬夜写字吐槽、评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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