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的战斗与医疗：从青草药医生说起
【欲说还休】
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已逾一年，这段不寻常的日子，予人乱世之错觉、末世之忧思，对全球染疫及死亡人数的不断攀升，从哀恸到麻木，世人逐渐适应起与疫病共存的新常态。
随著疫情拖曳，有关疫病、医疗与卫教的课题，以及相关历史的知识和经验，均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和普及。抗疫也是战役，成败寄托疫苗，因此现代医学和生医技术的研发遂成了竞赛的战场。
不过说到战场，马共历时41年、跨越几个世代的斗争，才是真实的战场。一支游击部队，在深山雨林行军，与猛兽为伍，跟大自然搏斗，必然有伤病和医疗的需求，甚至也有传染病如肺结核的防范和隔离措施。
【欲说还休】
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已逾一年，这段不寻常的日子，予人乱世之错觉、末世之忧思，对全球染疫及死亡人数的不断攀升，从哀恸到麻木，世人逐渐适应起与疫病共存的新常态。
随著疫情拖曳，有关疫病、医疗与卫教的课题，以及相关历史的知识和经验，均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和普及。抗疫也是战役，成败寄托疫苗，因此现代医学和生医技术的研发遂成了竞赛的战场。
不过说到战场，马共历时41年、跨越几个世代的斗争，才是真实的战场。一支游击部队，在深山雨林行军，与猛兽为伍，跟大自然搏斗，必然有伤病和医疗的需求，甚至也有传染病如肺结核的防范和隔离措施。
然而，马共一直到1970年代才有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正规医生到来，此前战士们依靠内部培训的医务员和“青草药医生”救伤治病，常有病情或伤势严重者，因器具不足或施救不及而牺牲。而这些过去无法处置或稍微复杂的伤病，其实只须得到医生诊治，就可以药到病除，或以外科手术化解。
在此瘟疫蔓延无绝期之际，笔者将推出以马共战斗与医疗为题的系列文章，包括介绍部队医务单位的建制与任务；医疗人员的类别、培训与位阶；医案的种种如疾病、负伤、中毒与保健等，透过具体的例子来理解游击部队的医疗需求、伤员处置、常见疾病、病号照护、医病关係等情况。
图一：外科手术器械
正规医疗缺席的战斗
马共发动武装之初，部队没有正规的医疗设置，而是沿续抗日时期的做法，医务人员都是临时指派、就地培训但未必具有医学背景的同志。马共当时全军还在境内，在新村计划实施以前，民运系统运作稳定，急难时刻尚有外援。
中委陈凯曾记述，1949年有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同志抢救回来时全身肿胀，情况危殆。其时部队欠缺医务人员及药物，所幸得到当地一名老人医治，救回一命。马共司令部闻讯，认为他所用之药有奇效，制成药粉后可服、可敷、能止血、止痛、消炎，立即派人去求取药方，以便日后派上用场（1）。
然而，一剂配方不足以应付部队的长期需求，武装斗争要走得远，部队的医疗建制就不能拖延。不过，马共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在边区根据地建立起稍为完善的医务部门，再逐渐充实人员、健全设备。
换句话说，在漫长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长达二十馀年的游击战斗中，马共的整支游击部队主要依靠成药、中医背景的“青草药医生”，以及非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来为战士治病疗伤。
图二：外科手术器械
1970年代成立医务组
根据女医生谢新在〈特别队医务组工作要点简录〉（以下简称〈简录〉）（2）提到，1970年代成立的医务组隶属党委领导，由医生、卫生员、医务员组成，不过医务组主任由党委指派，但未必是由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出任。
综合〈简录〉的整理，医务组的工作繁多，包括：医治和护理伤病号，如服药、打针、打理病号饭菜；负责领导的保健工作；照顾个别慢性病人及老同志；临时出发或营内急救意外事故伤员；参加交通队护送领导或伤员；支援驻外单位的医务组，如急救伤员、参加手术、医治重病号；收藏、保管、更换、领取药品及医疗器具；採集、研制和使用草药，多用于跌打、损伤；做普通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等手术，包括节育、绝育手术；配合诊治需要增设x光、心电图等设施；培训医疗人员；为大部队提供卫生课及战场急救技术指导，以及善用中医药及针灸治疗等等。此外，医务人员不值勤时，须参加战斗行动。
图三：医用离心机、医用血液抗凝剂
综观〈简录〉内容可见，医务组的工作须内外兼顾。在营内，他们负责伤病救治、领导保健、老龄照护、手术施行、药品管理及器材设置；营外，多是为了意外急救、护送领导或伤员，以及手术支援的任务。
一旦出发，则途中就需行军及战斗，所以医务人员平日须分担部队其他工作，包括运粮、藏粮、放哨等，以免疏于操练，失之鬆懈。
图四：自制输氧器
牙科组更早运作
比医务组更早运作的是1968年成立的牙科组，由牙医学徒出身的方纪夫妇主持。方纪曾在一家牙医治疗所工作，具备牙科知识和技术，未及参加注册牙医考试就上队了。他来到部队后，组织购置全套牙科治疗所需的机器、材料和药物，指派他为同志提供补牙、拔牙、镶牙的服务。
方纪实力出众，短短几个月内就解决了众多同志的口腔疾病问题。组织为此要求牙科组在隔年的1969年扩大服务对象，在特定活动期间到芭边为群众提供牙科保健服务，比如在部队举办文娱晚会时，他便到现场设置“牙科服务处”，专为支持革命的群众拔牙。
牙科服务广受欢迎，需求日益增高，为了扩大阵容，部队在1970年代后期开办“牙科学习班”，征求学员参加定期学习，试图培养牙科技术员。方纪亲自设计课程和编选资料，曾编写〈牙体解剖概论〉、〈牙体组织〉、〈牙周组织〉、〈口腔粘膜〉、〈口腔颌面部及牙齿发育〉、〈牙体疾病〉、〈牙周组织〉等教材。（3）
图五：牙科器具
跟牙科组一样，1982年成立的义肢组是另一个独立于医务组的单位，亦直接由指挥部领导。这个组的成立可以追溯到越战的遗害。1978年中共为了接应从越南战场退下来的伤残战士，在各地方建立工厂大量生产义肢。
这些义肢工场为了增加产量，公开招收学徒，马共在湖南的子弟有五人报名参加，其中三人学成后回到边区，除了为伤残的同志制作义肢，也将自己所学的工艺传授给边区的同志。
马共制作义肢受到条件限制，有必要在原料上作出调整。义肢组因地制宜，改用轮胎胶、塑胶水管及海绵取代比较难取得的铝片和皮革。（4）
图六：自制义肢
最早期的医者：青草药医生
在医务组成立与运作以前，马共的医疗需求依靠成药、中药与中医师，同志称中医师为”青草药医生“或”中草药医生“。根据马共文献，部队里有几位著名的中医师，包括阿末同志、马民同志和李光同志。（5）
阿末可能是部队里最早的中医师。1956年当他被分配去做医务工作时，他感到责任重大，很担心应付不来。他因抗日辍学，只有两年半的小学学历，自忖文化水平低，不识英文，下处方时倍感压力。
不过，阿末并非完全没有医药背景。他的父亲是郎中，自小耳濡目染，对草药有一定的掌握，也会配制感冒茶、驳骨药以及开跌打、伤寒的药方。
为了接受医务工作的挑战，阿末买了一本字典和针灸学书籍，苦读研习，在中医的基础上兼学西医。不久，他克服语文的局限，能用英文开药方，也很快熟悉各种药物和针剂的成分、功能、服用的份量、注射的方法等等。
他花很多时间钻研针灸知识，掌握穴位及札针的手法，用市面买到的银针，磨细后按上木柄制成针灸针和耳针。后来他又用不锈钢线磨针，经过反覆试验和改进，能自行生产针灸针。
图七：针灸针
图八：：针灸取穴参考图及西医医疗器具
阿末在医务组成立后承担起行政工作，除了本身医务工作，还负责点算药物、补充药库、主持医务工作检讨、做收支总结等等。他也到各单位去培训医务人员，教导应用青草药的知识，准备支援突击队南下。
部队对草药的需求很大，除了治伤风感冒，接骨、跌打损伤等症也用草药疗法。因此，阿末经常带领同志到芭场采摘草药，甚至在芭场培植栽种需求高的草药。他用”独脚莲根“和”独角金牛根“所制的药粉，称为”二独粉“，有去腐肉、消红肿、生新肌的疗效。
部队另外二名”青草药医生“是李光和马民，前者在民运单位工作，除了医治部队的同志，也给边区的群众治病，擅长跌打、枪伤、骨科、妇科等疑难杂症，曾配制一批特制草药，免费发给群众治疗和预防骨痛热症，深受地方敬重。后者中医知识渊博，医术高明，给阿末许多提点。
马民也是女医生林东的爱人。林东在中国接受正规医学训练后经越南、泰北抵达边区，他们共同钻研棘手的病例，如难产、肠梗阻、出血热等，中西互补。
流亡议员黄信芳曾提到，马民为了用部队打到的三隻老虎的骨头煮成”虎骨膏“，开了要价几万泰铢的中药配方，让民运採购回来。他派同志去不同单位收集虎骨，集中在一个废弃了的营地里熬煮，经过九天九夜熬制成几大锅真材实料的”虎骨膏“，为同志们医治风湿病或作为保健之用。
阿末用土洋之分来区别中西医，谦称他这些”青草药医生“为”土医生“，对太严重的病症和伤势束手无策，一直到从中国培训的外科医生到来，许多问题才迎刃而解。
然而，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在西医还没有正式投入边区战场前，部队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土医生“，以及下篇将要介绍的医务员同志。他们是名符其实的且战且走，一边行军一边钻研医学，用实践来累积经验的游击医疗人员。
注释：
1. 陈凯，《为独立而战》，（香港：南岛出版社，1998），页55。
2. 谢新，〈特别队医务组工作要点简录〉，收录在方山编，《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装雷丶藏粮丶通讯丶医务丶广播丶出版》，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6，页186-187。
3. 原“3中”牙科组，〈十二支的牙医疗工作〉，收录在方山编，《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装雷丶藏粮丶通讯丶医务丶广播丶出版》，页190-194。
4. 〈谈谈特别队义肢组〉，收录在方山编，《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装雷丶藏粮丶通讯丶医务丶广播丶出版》，页202-203。
5. 下文有关“青草药医生”的资料，参见：方山编，《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装雷丶藏粮丶通讯丶医务丶广播丶出版》，页100；187-190；208；215-222。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