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抗战：马来亚妇女革命的肇端
【欲说还休】
囿于资料，早期马共历史研究要厘清人物背景和事迹尚且不易，更遑论女性的角色。因此，我们不知道谁是马共第一位女性党员，也不知道女人何时及为何参加马共。
然而，当中国抗战的情绪扩及南洋，我们很快就在各界响应救亡的呼声中看见妇女的身影。
女学生参与抗援组织
1937年可说是马来亚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开端。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废弛，打乱及松动社会原有的秩序和规范，即便当时南洋还不是一个战场。
【欲说还休】
囿于资料，早期马共历史研究要厘清人物背景和事迹尚且不易，更遑论女性的角色。因此，我们不知道谁是马共第一位女性党员，也不知道女人何时及为何参加马共。
然而，当中国抗战的情绪扩及南洋，我们很快就在各界响应救亡的呼声中看见妇女的身影。
女学生参与抗援组织
1937年可说是马来亚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开端。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废弛，打乱及松动社会原有的秩序和规范，即便当时南洋还不是一个战场。
随着陈嘉庚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简称“筹赈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马来亚支持中国抗战的氛围愈加炽热，马共亦组织“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以依附的形式支援抗战，筹募所得则通过管道经香港输送给中共。
“抗援”是触角广、活动力强的半公开组织，分布各大城镇，也深入乡村建立基层。“抗援”所到之处，均能迅速动员起当地学生及群众，就地成立读书会、歌咏队、时事报告会、口琴会、流动宣传队、戏剧社等合法的社团，配合“筹赈会”的活动展开自己的工作，如卖花、募捐、义演、义卖、献金、招募机工、组成回乡服务团、救济和慰问工人、支持武汉合唱团及新中国剧团等等，惟锄奸、抵制日货、援助八路军及新四军等工作则暗中进行。（1）
“抗援”下有学生组成的“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其中不乏女同学的参与。马共早期的女性干部，如谢瑞生、伍瑞霭、李坤华等槟城福建师范女校的学生，以及应敏钦、李真等人，都是“学抗”出身。
这些1920年代在本地出生或从中国南来的女学生，很有可能是第一批加入马共组织、实际投身公共事务、最早有政治觉醒的马来亚女性。
参与活动，阅读左翼书籍
综合资料，我们大致知道女学生在校时是读书小组和文娱活动的主要成员。她们参加“学抗”组织的读书会，阅读《西行漫记》、《两万五千里长征记》、《新妇女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列宁传略》等书，吸收左翼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基本知识；她们也参加合唱团或其他文康组织，参与演唱、演出戏剧或哑剧，四处表演募捐。
一旦她们表现得过于热烈受到校方阻拦或家长反对，在本地待不下去时，就由组织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来到外埠的农村或矿区后，她们首先打入妇女群众的生活，继而办活动、办学，身体力行地实践工农结合。
她们工作繁忙，在各地乡镇和农村之间奔走，但她们所负责的工作在既有的文献里，被（包括她们自己本人）化约为几个无细节和内容的项目：组织女工、扫除文盲、宣传救亡。
事实上，女学生在全新马抗日筹赈的社会动员中，仅占极小比例，而另一种更广大的妇女动员，来自于各年龄层及各阶层的妇孺。她们广泛地投入卖花的行动，实际参与救亡。
女学生广泛投入卖花
卖花是当时各项筹赈工作中动员妇女和儿童最多的一项，原因可能跟性质简易和花朵的制作有关。根据《各埠筹赈会办法举要》，当时筹赈的名目甚多，计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以及设救济箱于公共场所，但动员妇女最广的唯有卖花一项。（2）
卖花不须要特别的技能，虽是小额募捐，花朵本身也没有具体功能，但卖花可遍及城乡，不拘贫富，既可积少成多，也有利于宣传及鼓励救亡。
卖花虽是妇孺的工作，但卖花的对象指向男性，这点从当时传唱的《卖花词》歌词可见一二：“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解放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
《卖花词》乃由潘国渠填词、夏之秋谱曲，让女性边卖花边唱歌，向男性劝捐。该曲歌词简短，却蕴含了性别意义：男性通过买花的善举，为“自由”、“解放”故，实践“救国”；而女性则以卖花的行动联结上“自由”和“解放”，实际参与“救国”的任务。
编按：顶端大图是战前中化校友许金虎的《热带儿女》一书，该书记录中化学生投身抗日救亡，其中叙述学生热忱投入卖花。（参见郑昭贤部落格，图片亦取自该部落格）
投奔延安，参与华侨机工队
随着抗战局势愈发紧张，南洋妇女投身救亡已是不可阻挡之事，除了在地的小额筹赈，她们更进一步走出闺闱，实际进入前线，譬如投奔延安。
抗战前后的“延安”一度是华侨子弟所憧憬、想像的理想社会寄托，因为那里有学习的机会、有文化生活、有翻身的承诺。因此“延安”作为一种“转译知识”在海外传播，鼓吹政治意向明确的华侨青年慕名而去，其中不乏女青年。
不过相对于印象延安，更多人选择“南洋华侨机工队”或各“回乡服务团”的形式贡献一己之力。1939年广州失守后，囤积在香港的物资和军火须改由仰光入滇，然而滇缅公路崎岖难行，唯老练司机方能胜任。
当相关部门请託陈嘉庚协助召募南洋司机及机工回国服务时，“南侨总会”遂登报征求“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志愿回国，数月间招徕3200馀人应征。（3）
机工征募条件虽无限定男性，却没料到会有女性前来应征，因此当来自槟城福建女校教员陈侨珍和协和女校教员白雪娇毅然加入时，获得报章广泛报导，盛赞她们“不作深闺梦里人”。（4）
除“南侨机工队”外，民间社团也纷纷召募华侨青年参加高举“救乡报国”旗帜的“回乡服务团”。1939年3月，第一支“回乡服务团”在吉隆坡侨领黄伯才和张郁才的号召、资助下组织起来。
“两才队”出发前一天，来自霹雳州朱毛埠的女青年郑玉莲请求加入（5）。此后各地陆续成立其他队伍，也不时传出有女性加入，其中一支更是完全由女子组成的救护队。这支队伍以雪兰莪惠州同乡会领袖官文森命名，7名队员年龄介于17至27岁。
“文森队”在1939年5月5日出发，行前报纸大篇幅刊登其组员传略，让她们的姓名和简历得以留传下来。她们是：祝少珍、王春红、李逢娣、欧巾雄、叶清秀、贺玉兰以及古秀英。（6）
政治启蒙之前，先知道爱国
综观所述，女性参与抗日救亡的形式相当多，而驱策她们的动力乃出于爱国。或更确切地说，大部份南洋妇女在受到政治启蒙或认识共产主义之前，首先知道爱国。
这些女孩当仁不让，无论是表现在参加“学抗”的活动上，或响应回国服务及投奔延安的行动上，她们都毫无惧色、慷慨陈词，并没有因性别的原故逃避本可以不必承担的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南洋华人正处于激昂的救亡氛围中，女子亦不愿置身事外。因此，当战事还远隔重洋之际，这些在马来亚出生、成长、生活的妇女其实已经面临了第一波的政治及社会动员，而当战事逼近，“祖国”之危顷刻来到家门前，广大妇女界人士更进一步地被爱国意识、危机感和仇恨全面动员起来。
注释：
1. 马林，〈“抗敌后援会”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1992），页326-329。
2. 黄奕欢，〈陈嘉庚与南侨总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华侨华人编）第十九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页45-46。
3.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八方，1993），页107-109。
4. 〈昨日踏上征途的机工队，有不作深闺梦里人慈母热泪留不住她，更有我们要流血救国意对志决的战士〉，《槟城新报》1939年5月19日，第3版。
5. 〈华侨妇女纷纷披上征衣，驰骋祖国解放战场，昨又有郑玉莲女士参加两才队回乡服务〉，《南洋商报》1939年3月25日，第15版。
6.“文森队”相关报导见：〈雪东江华侨服务团文森队，由女子六名组成〉，《南洋商报》1939年4月22日，第15版；〈吉隆坡文森队七位巾帼英雄，为争取祖国自由回国服务，她们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意志坚决，她们将以最大的勇敢参加击退敌人〉，《南洋商报》1939年4月26日，第13版。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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