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人文挑战
【学说经济】
今年是2019冠状病毒肆虐的一年。这一年的疫情是人类史上一次大灾难。这个灾难不只造成人命病亡，还动摇了社会的意识形态，挑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对未来的探索。
这篇文章旨在讨论2020年揭露的世界挑战和我们所处在的位置，以下是我的一夫之见，抛出来和读者们集思广益。
【学说经济】
今年是2019冠状病毒肆虐的一年。这一年的疫情是人类史上一次大灾难。这个灾难不只造成人命病亡，还动摇了社会的意识形态，挑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对未来的探索。
这篇文章旨在讨论2020年揭露的世界挑战和我们所处在的位置，以下是我的一夫之见，抛出来和读者们集思广益。
对自由的反思
“自由”两个字，人人朗朗上口，但真正理解其“概念”的人不多。
让我这么说吧：“自由”和“限制”不是反义词，自由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限制，否则人人都没有“自由”。可不是吗？两个人之间相处，都有或明或暗的界限。在各自的范围内，你和我都有各自的自由；但如果你越界，我就有我的自由去限制你。你和我都没有越界的自由。
自由和限制，是社会里人与人相处要拿捏的尺度。自由多一点，限制就少一点；限制多一点，自由就少一点。人类史上从来没有无限制或者绝对的自由，皇帝都没有——他们也会被推翻！
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是一句不知所谓的空洞的话。我们真正面对的挑战是：限制自由的道理是什么，限制自由的机制又是否合情合理。
疫情当前，限制自由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控制疫情。这之所以成为道理，是因为病毒有传染性，在原有的自由规范下，一个人会有意或无意地传播病毒，对社会整体带来祸害。
而限制自由的机制又是什么呢？经过几波的疫情，国人都十分熟悉限行令(MCO)或它的其他版本。但这些法令并不是唯一的机制。法令是由上而下的管治手段，由政府来执行。然而，疫情当前，人人都会调整自我的行为，减少自己染疫的风险。换言之，即使没有法令，只要明白病毒危机，人人都会“自我限制”。关于这点，我们看看购物商场的惨情就可以得到佐证。
我们平时在讨论“自由”，很容易掉进一种错误的意识：自由是政府赋予人民的。错！除非我们是极权国家，自由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互相划下的界限，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协调这个过程。我们不是极权国家，也不应该往那个方向发展。
对民主制度的反思
大马是个民主国家。 2018年5月9日的大选变天，曾经让不少人振奋过。但在这两年国人逐渐看清，而年头的一场政治闹剧更让一切原形毕露——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过。
不管在野或在朝，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执着是大于他们对委托人民的交代的。我甚至怀疑，除了用尽法宝赚取选票，政治人物有没有认真看待过“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个基本事实上。
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基本事实，我们还是民主国家吗？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支配人民，不民也不主。这更像极权。
于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距离基本的民主制度有多远；身为人民，我们又具备多少建构民主制度的素质。换言之，我们对马来西亚的了解有多少？对国家面貌的未来想像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日常行为对社会又有没有正面的影响？
还有一个格局更大的挑战是：疫情下，相对极权的国家疫情比较受控，使得世人开始怀疑民主制度。用中共政府的说法，相对极权的体制的“制度自信”是提高了。
我们看待和建构民主制度，要跳脱“一人一票”的简单思维，要更进一步去探索上文提到的挑战。我当然不反对“一人一票”。但是，我反对把投票年龄降低。不是年龄歧视，我是认为他们应考以上的挑战不容易过关——更加年长阅历更丰的都不容易，何况是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本栏书写经济议题为主，为什么要提到自由、民主这些看上去和金钱不相干的抽象话题？
经济学是一个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受到不同约束会如何转变。自由、民主是理念，也是制度，也就是对人类行为产生的约束。经济学不空洞地谈自由和民主，而是去研究在不同制度约束下的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上世纪，一个热议话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体的比较。
胡适劝诫我们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可以幸免于主义之争。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演绎自由和民主，可以多姿多彩。
比如，如果我们把财富当自由来看，财富更多就是自由更多，那一个高税率的国家就是一个低自由的国家。
又，如果我们把钞票当选票来看，市场机制就是一个最民主的制度，因为不管你付出的钞票是多是少，你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心头好；不似政治选举，投票结果再怎么接近，都只能有一方可以获胜。
上面这种说法恐怕要惹来经济学“不公义（injustice）”或“不平等（inequality）”的批评。然而，这只是一个次序问题：强调自由的制度，有可能会带来更多公义和平等，也有可能带来反效果；而强调公义和平等的制度也一样。
弗里德曼（M. Friedman）有一句名言：若社会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则可能两者皆无；反之若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则可能两者皆有之（“A society that puts equality before freedom will get neither. A society that puts freedom before equality will get a high degree of both.”）。
我们真正面对的挑战是，可以替代以私人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是什么制度？那些替代品在历史上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看回大马的实际情况，我们的私人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有法律保障。但是，很多牵涉到整体社会的资源却无法公开透明地讨论和交易，而要通过闭门协商或幕后交易。
这就好比劳勿猫山王非法芭事件，至今悬而未决。根据各方报导，非法芭农民过去多年积极申请他们私人产权的保障，但遭政府无视，而后政府再把非法芭外判给官联财团，非法芭农民随之在政党（行动党）的协调组织下反对政府收地……不论是或非，这起事件中无疑是有各方的政治介入了：一是州政府、一是政党人士。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走出依赖不透明的政治手段来分配资源，来达致一个更平等更公义的社会。
张恒学出生于槟城大山脚，启蒙于香港，现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