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瘟疫时代的城市
【边城纪事】
2020开年以来，拥有1120万人口的中国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爆发2019冠状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以下简称2019冠病）大流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迅速蔓延全世界。为对抗此传染性极强的疫病，世界各国实行程度不一的封锁政策和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措施，企图阻断病毒传播链。
城市因人口密度高，生活空间促狭，人际互动频繁，自古以来就是传染病蔓延的绝佳场所，因此在这场瘟疫之中，如何防范病毒在城市内连环传播，成为防疫行动的重中之重。
过去几千年，时有大瘟疫在城市里肆虐，夺走许多人的性命。然而，尽管时常遭遇各种瘟疫的侵袭，自农耕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却从来不曾放弃城市这一聚落型态。因为汇聚四面八方人流的城市，历来一直是孕育新观念和新发明的温床。
文明的进步仰赖人类的创造力，在各色人等经常面对面接触的城市里，点点星火得以相互激荡而改变世界；作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里拥有大量工作，以及脱离贫穷的机遇；城市也因为人口密集，得以拉低基建成本，进而大幅改善居民生活水准。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城市在遭遇瘟疫侵袭时保持最低限度运作，和及早从中复苏，极少有整个社会主动放弃城市聚落，退缩回到乡野生活的例子。
【边城纪事】
2020开年以来，拥有1120万人口的中国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爆发2019冠状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以下简称2019冠病）大流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迅速蔓延全世界。为对抗此传染性极强的疫病，世界各国实行程度不一的封锁政策和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措施，企图阻断病毒传播链。
城市因人口密度高，生活空间促狭，人际互动频繁，自古以来就是传染病蔓延的绝佳场所，因此在这场瘟疫之中，如何防范病毒在城市内连环传播，成为防疫行动的重中之重。
过去几千年，时有大瘟疫在城市里肆虐，夺走许多人的性命。然而，尽管时常遭遇各种瘟疫的侵袭，自农耕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却从来不曾放弃城市这一聚落型态。因为汇聚四面八方人流的城市，历来一直是孕育新观念和新发明的温床。
文明的进步仰赖人类的创造力，在各色人等经常面对面接触的城市里，点点星火得以相互激荡而改变世界；作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里拥有大量工作，以及脱离贫穷的机遇；城市也因为人口密集，得以拉低基建成本，进而大幅改善居民生活水准。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城市在遭遇瘟疫侵袭时保持最低限度运作，和及早从中复苏，极少有整个社会主动放弃城市聚落，退缩回到乡野生活的例子。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国年度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转型的宏观经济态势，冠以“新常态”（New Normal）之名，这一名词便常被用来代指一种不同于过去习以为常的状态。近来因2019冠病疫情而导致工作、求学、社交、休闲娱乐等生活形态的大幅改变，使“新常态”再度成为一个热词，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迹象显示，这个变异快，适应性强的新型冠状病毒，将长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只是致命程度可能会慢慢变弱。长年有着大量人口在活动的城市空间也必将经历一定程度的改造，进而形塑城市生活的新常态。
更宽广的行人空间
就目前已知的事实，2019冠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染，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交疏离措施，是抑制这场瘟疫的重要手段。由于聚集大量人潮的公共交通工具和站点是最难实施社交疏离的场合，出于害怕曝露在人群之中而染疫上身，即便是在公共交通发达的欧美城市，民众也开始尽可能选择其他方式出行，譬如步行或骑脚车。
为了适应民众通勤方式的改变，并且抓住市民活动受限，汽车数量大幅减少的空窗期，米兰、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欧洲大城市，不约而同的推行了类似的政策：把本来规划给汽车的道路空间，转作他用，如拓宽人行道、改建为脚车道等。当那些剩余空间被释放出来，市民在城市里活动时，就能更好地实行社交疏离，与周遭人群维持安全距离。
事实上，早在2019冠病大流行前，许多欧洲城市便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以限制私家车使用率，转向步行、骑脚车、使用公共交通服务的绿色运输。只是这场瘟疫将城市的道路变得空荡荡，市政当局得以加速实行这些措施。
本来公交使用率就极低的马来西亚大城小镇，人民也没有步行或骑脚车通勤的习惯，把本来慷慨赋予私人载具的空间拿回来，让给行人和脚车骑士，必定会引起争议。但这其实是传统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究竟是因为我们不步行、不骑脚车，也不使用公共交通，所以就不需要建造人行道与脚车道，并且无视公交服务呢，还是因为缺乏安全舒适的步行与骑脚车空间，以及低劣的公交服务品质，导致我们习惯以车代步，几百公尺的距离也走不了？
班次更频密的公交服务
限行令下的马来西亚，以及国际上许多城市，在面对疫情蔓延时，选择缩减公共交通服务，连公交系统备受国际肯定的新加坡亦不例外。
此举有其理性考量，譬如因民众行动受限，公交客流量大幅减少，为缩减成本而减少班次；或是因应限行令以限制民众的出行选择。然而减少公交班次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公交服务班次减少，每一趟巴士或列车就要挤入更多的乘客，拥挤的车厢反而导致社交疏离破功。
此外，低收入阶层、学生和外籍劳工高度依赖公交服务，缩减班次限制这些弱势群体自由移动的能力，不符社会正义原则，有违公共交通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初衷。
随着首相慕尤丁5月1日宣布有条件放宽限行令，大幅开放经济领域复工，公共交通服务也在5月4日恢复正常运作，国家基建公司属下的公交服务甚至延长尖峰时刻，增加班次，且规定每一趟轻快铁所允许的载客量为50%，而巴士则是30%，以维持车厢内乘客之间的安全距离。姑且不论政府在第四阶段限行令刚刚开始时突然开放复工是否仓促，这些针对公交服务的措施，方向至少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措施应至少要实行到2019冠病疫苗开始大量部署之后，这是因为既要维持公交服务有效，又要实施社交疏离，除了增加班次，也要在站点入口处管制人流，并且运用科技透明化公交资讯，让乘客清楚掌握捷运、轻快铁以及巴士的预估抵达时间，避免乘客因候车时间不明而感到不安，一窝蜂挤上同一班车。
事实上，就算没有2019冠病，这些也都是任何认真对待公共交通服务素质，并且希望通过公交服务改善人民生活水准的政府应该推行的公共交通改革。
紧凑与混合用途的社区
另外，政府在第二阶段限行令期间限制民众只能在居所方圆10公里内采购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由于这项规则不论城乡，全国一体适用，考虑到散居在乡郊地区居民的需要，这是合理的范围，甚至还有些严苛。
若单以城市生活的标准审视，方圆10公里的范围超过300平方公里，对世界上其他城市居民来说相当广阔。但是在马来西亚，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的城市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向来都以车为本，郊区化发展导致城市蔓延，住商工分区泾渭分明，假如限制范围太小， 很多人搞不好甚至买不到卫生纸。
在后瘟疫时代，采购时要避开人潮，快去快回就是新常态，此时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超大型购物商场便显得多余。过去一个半月的限行令期间，人们或许开始体会到邻里社区内，若是餐饮选择多样、杂货店货源充足而且品项繁多、生活机能齐全，是极大的便利。
虽然网络购物越来越方便，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再便利也比不上走出家门几百公尺开外买一两件东西。而且对低收入民众来说，知识壁垒和物力落差限制了使用网购的能力，社区内的小商店始终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外，活络的地方经济和紧凑的社区让居民维持密切的邻里关系，可以帮助人们累积社会资本——透过相互信任的社会网络来动员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在非常时期，良好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陷入困境的个人度过难关，居所周遭小范围的人际网络，是许多弱势人民对外求援的唯一管道。
限行令期间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饥贫交困的个人与家庭筹募和派送物资，“Kita jaga kita”便是社会资本的体现，许多受困者都是依靠生活圈子内的口耳相传，从而获得物资援助。
维持身心灵健康的房屋设计
除了公共空间，私人居所的空间形态也必须予以关注。改善居住环境，最明显的好处是提升公共卫生，让居民的身体保持健康。
3月初时仍被认为是防疫模范生的新加坡，拥挤的外籍劳工宿舍成为疫情大爆发的缺口。有论者将之归咎于外劳卫生习惯不良，然而外劳宿舍从设计上就没有考虑到必须提供充足的生活空间，只把宿舍当成是给劳工睡觉的地方，将人的生活素质化约为每人4.5平方公尺的面积这样冷冰冰的数字。殷鉴不远，省思居所空间的设计，在后瘟疫时代有其必要。
马来西亚的房屋类型，有地房屋约占70%，其余30%是组屋和公寓。有地房屋备有前庭后院，居住其中的民众在限行令期间仍然有相当宽敞的私人空间享受户外空气与阳光，但组屋居民就没那么幸运了。组屋由政府出资兴建，为节省成本，空间小，没有突出建筑本体的阳台，多数甚至采用全封闭式的设计。
由于限行令禁止人们随意外出，组屋居民必须待在房子里很长的时间，可人类是具社会性的群居动物，缺乏社交与户外活动，有害心理健康。独居者可能不堪压力而诱发心理疾病；与配偶同住者甚至可能发生家暴。
组屋居民大部分乃是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限行令的副作用让他们遭受比其他优势阶级更大的伤害，是结构性不平等的体现。假如每一个组屋单位单独备有阳台，它可以成为居民间的社交场所，让居民在安全距离外维持基本社交活动。最起码也能让居民不出家门也能呼吸新鲜空气，对民众的身心健康都有益处，无论是否处于封城隔离状态下。
创造坚韧的宜居城市
气候变迁与全球暖化，在2019冠病出现之前，已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难题。有一天当我们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我们仍需解决瘟疫前因城市蔓延、以车为本的规划设计而造成环境污染、耕地/林地减少、野生动物栖息地消失与水土流失等问题。
假如我们鼓励郊区化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或提倡私人载具，贬低公共交通服务，以避免人群密集而引发传染病大流行，就算这能抑制下一次瘟疫爆发时的杀伤力，长远来看仍是弊大于利。
引发2019冠病的新型冠状病毒首先会侵袭呼吸道，其后感染肺部而成肺炎。各国疫情显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一旦染疫，死亡率相当高。许多慢性疾病皆和不良的城市生活习惯与环境有关，其中空气污染是导致城市居民患上呼吸道相关慢性疾病的主因，也是造成心脏病发和中风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过度依赖汽车与摩哆车，少步行少运动而造成肥胖，还有长期面对塞车或居所空间不足而引发精神压力等等，无论有没有传染病在流行，都是城市生活必须解决的健康难题。
因此，城市治理的国际趋势，越来越注重所谓的坚韧性（Resilience），即城市及其居民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有多强，速度有多快。马来西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免受地震、台风等天灾侵扰，对于防灾避险，从政府到人民一直都漫不经心。
勤洗手、保持居家环境卫生、生病时外出就要戴上口罩等固然是个人必须养成的（新）习惯，但改善城乡空间的规划、遏止环境污染、加强卫生教育、提高公共医疗水准等影响民众整体健康的应对方案，超越个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必须从规划、设计、管理、执法等政府权责上着手。
扭转马来西亚城市的发展型态需要远见、强大的意愿与魄力，口说救国，一上台从中央到地方便忙着政治分赃的国盟政府有吗？
王祖训，台湾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现职为软件研发工程师。自幼在钢筋水泥丛林中长大，着迷于城市里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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