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凤山寺碑记：石头上的社会关系图
【南国筑梦】
1885年（光绪十一年）对拿律福建社群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年中秋，位在高搭（Kota）的凤山寺落成，写有“凤山寺”三个大字的庙匾正式高挂于正门之上，题字气宇非凡。
凤山寺不仅仅是当时太平福建人的信仰中心，更是整个福建社群的“公所”，地位十分重要。这一次的建庙动员许多人，在凤山寺建竣后，主事者也留下了一块珍贵的《凤山寺碑记》，这块碑文应算是拿律地区关于福建社群最早的金石资料之一，当中的芳名足以为我们填补一些关键的历史空隙。
笔者在先前的专栏文章《锡矿产业链中的拿律-槟城福建商人》曾经讨论福建人在客家锡矿产业链当中的角色，福建人在殖民时期之前便以大伯公会（建德堂）的身份进入拿律。然而在空间上，福建人在吉辇包和新吉辇矿区的人口并不多，而是在矿区外聚集，当地也形成具有商业机能市镇，即凤山寺所在的“高搭”。
高搭的地名正是由马来文“Kota”一词音译而来，为“城市”之意。内陆矿区所产的锡矿往往会运到这里集散、交易，再往沿海的港口马登（Matang）通关纳税，并输出槟城。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与福建人善于经商的族群特性相辅相成。
我们不难理解，在马来封地主时期，除了锡矿收购之外，各种服务业、商店也都集中于此，高搭可说是拿律的经济核心，在内陆两大矿区之间独领风骚。
然而，在拿律战争结束之后，其空间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改变或多或少也催生了1885年高搭凤山寺的建立。那么，1885年的太平究竟发生什么事？
【南国筑梦】
1885年（光绪十一年）对拿律福建社群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年中秋，位在高搭（Kota）的凤山寺落成，写有“凤山寺”三个大字的庙匾正式高挂于正门之上，题字气宇非凡。
凤山寺不仅仅是当时太平福建人的信仰中心，更是整个福建社群的“公所”，地位十分重要。这一次的建庙动员许多人，在凤山寺建竣后，主事者也留下了一块珍贵的《凤山寺碑记》，这块碑文应算是拿律地区关于福建社群最早的金石资料之一，当中的芳名足以为我们填补一些关键的历史空隙。
笔者在先前的专栏文章《锡矿产业链中的拿律-槟城福建商人》曾经讨论福建人在客家锡矿产业链当中的角色，福建人在殖民时期之前便以大伯公会（建德堂）的身份进入拿律。然而在空间上，福建人在吉辇包和新吉辇矿区的人口并不多，而是在矿区外聚集，当地也形成具有商业机能市镇，即凤山寺所在的“高搭”。
高搭的地名正是由马来文“Kota”一词音译而来，为“城市”之意。内陆矿区所产的锡矿往往会运到这里集散、交易，再往沿海的港口马登（Matang）通关纳税，并输出槟城。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与福建人善于经商的族群特性相辅相成。
我们不难理解，在马来封地主时期，除了锡矿收购之外，各种服务业、商店也都集中于此，高搭可说是拿律的经济核心，在内陆两大矿区之间独领风骚。
然而，在拿律战争结束之后，其空间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改变或多或少也催生了1885年高搭凤山寺的建立。那么，1885年的太平究竟发生什么事？
建庙：反映社会关系板块重组
1874年《邦咯条约》签订后，拿律随即进入英治时代。在1870年代中至1880年代中叶的这十年间，拿律无论是在社会或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1874年，殖民政府在吉辇包矿区建立新的核心市镇—太平，并作为霹雳的首府，其地位迅速取代原有的高搭。
与此同时，拿律的华人族群关系板块也开始出现大洗牌，以往水火不容的海山和义兴，其对立关系逐渐淡化，两者甚至因为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同属岭南文化）而开始渐渐相互靠拢。
从田野资料上可以见到过去海山和义兴两派的大佬，先是在1878年（光绪四年）在甘文丁携手共建粤东古庙，到了1883年（光绪九年），他们又在太平共建岭南古庙，无论是“粤东”或是“岭南”，两者在字面上都呈现以广东阖省为单位的集体意识，由此可以见到拿律广府和客家系的华人开始大集合，形成一体性的广东社群。
反观以往与海山并肩作战的福建人盟友，则从海山—大伯公会利益集团中独立出来。虽说福建人应该早有自己的组织，但可以见到广东社群在1883年建立岭南古庙之后，福建人也随即集结，筹备建立自己的公所—凤山寺（图1），寺庙于两年后（1885年）落成。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也给凤山寺取了另一个名字，曰“闽中古庙”，赶上了广东社群的“古庙”热潮。
由此看来，拿律刚进入英治时期的10年间，社会变化相当大，凤山寺的建立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可说是福建社群对于当时族群关系重组下所做出的回应。
图1 高搭凤山寺。白伟权摄于2015年1月27日
解读福建社群关系网络的钥匙
为了纪念这次集结，主事者也将捐款者的姓名及商号铭刻在石碑上，向地方人士昭示功绩，让他们可以永垂不朽，这即是我们要讨论的《凤山寺碑记》（图2）。
除了民间的实际意义外，这块碑记也相当具有学术价值，可协助解开一些研究上的未解之谜，是我们解读早期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他碑文的钥匙。
图2 凤山寺碑记。白伟权摄于2019年12月13日
这块碑文中较为令人振奋的发现是碑文上 “邱天德” 的名字。研究拿律华人社会时都知道福建人以大伯公会的组织与海山结盟，而大伯公会在拿律活动的幕后操盘者正是邱天德。
邱氏是拿律的投资大户，也是郑景贵集团的资助者。然而，我们却无法在拿律找到有关他的任何田野记录，令人苦恼。只有在此碑记中能见到邱天德以自己的名义捐资100大元，位居第二多，符合他在拿律的势力。他的商号振美号也有捐款，只是捐金数不多。
另一位迷一般的人物是邱允恭，他同样是槟城新江邱氏家族的成员，也是邱天德在拿律的代理人。在史料记录上，他比邱天德更加活跃，不仅是鸦片包税人，也是马来统治者的债权人，还是当地主要的锡矿收购商、熔锡商。纪录上，他的店号是Tiong Ho。
目前只有在陈铁凡、傅吾康合编的碑铭集里找到凤山寺1885年（光绪十一年）《敬惜字纸碑》中位居缘首的中和号。中和是否是Tiong Ho？因为拼音相同，因此可能性很大，但仍不敢百分百确认。
如今《凤山寺碑记》中同样处于缘首的“邱中和”， 从经营者的姓氏—邱姓以及他对于福建公所建立的积极程度看来，邱中和即来自邱允恭及其商号Tiong Ho。（图3）
图3 出现在碑文第一排的重要人物。白伟权摄于2019年12月13日
在碑记上也见到一名史料上不常出现的槟城大头家谢增煜（Cheah Chen Eok, 1852-1922）（图4）。目前矗立于乔治市旧关仔角康华丽斯堡外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钟楼（图5），即是由谢氏所捐建。
然而，与邱天德、郑景贵等人相比，他还是小辈。拿律战争时，他才不过十几二十岁。那么他究竟与拿律有何关联呢？
原来早在1872年第三次拿律战争以前，他即受到大伯公会领袖王文德的照顾，于文德公司（Boon Tek & Co）任职，王文德也是深刻介入拿律战争的槟城福建领袖之一。拿律战争时，王文德便负责由槟城运送军火至海山矿区以对抗义兴。在1872年，谢增煜也迎娶海山领袖胡泰兴的女儿，成为胡家女婿。
图4 谢增煜
资料来源：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p. 158.
图5 谢增煜所建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钟楼。白伟权摄于2016年8月2日
碑记上另一名鲜少出现在拿律纸本资料上的人物还有许心美（Khaw Sim Bee, 1857-1913）（图6）。他在年龄上又较谢增煜来得轻，但在槟城和暹南地区，他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许心美是许泗章（Khaw Soo Cheang）的幼子，许氏家族经营船运、土产贸易和，与暹罗关系颇深，许泗章更被册封为粦廊郡主（Governor of Ranong），他在暹罗也经营锡矿产业。
许氏家族与其他大伯公会集团成员（包含邱天德、李边坪等）唯一的历史遗迹出现在1899年（光绪廿五年）郑景贵槟城慎之家塾的“祥开广厦”匾额中，匾额上的“许高源”，便是是其家族商号—高源号。
在捐资凤山寺的三年后，许心美受委为董里（Trang）总督。1900年代，许氏家族在雪兰莪也与上述提及的谢增煜家族合资承包饷码。至于许氏家族是否实际到过或投资拿律，尚有待更多历史资料的发掘，但这块石碑已经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图6 许心美。取自网站。
碑文中的客籍头家
在这块碑文中也可看到少数的客籍领袖，可以确认的有戴喜云和胡子春（图7），他们都是亲海山阵营的头家，究竟他们与福建人有何关系？
大埔籍的戴喜云也是海山领袖，与海山大哥郑景贵的关系密切，基本上两人看似存在着共生关系，在拿律和槟城，只要能找到郑景贵名字的地方，便会出现戴喜云的名字。
戴喜云是一名中药商，其商号名为杏春堂。在记录上，他也曾经与福建人共同承包饷码，像是他们合组的万宝美公司，便在1900年代承包了霹雳总饷码（Perak General Farm）。他也是后来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
永定籍的胡子春（Foo Choo Choon，1860-1921）在拿律战争时期还是幼年，他年少时便进入拿律工作，受雇于海山领袖郑景贵二哥郑景胜的矿场，后来还娶了郑景胜的女儿。以他的才气加上人际关系上的加持，使他成为日后的马来亚锡王。
虽然胡子春是客家人，但因为海山与福建人属于同一阵线，加上永定在行政上属于福建省，因此使他得以在社会上游走于闽客之间，甚至在福建组织中担任要职。另一方面胡子春和上述所提及的许心美自小便已经认识，在社会上他们也有商业合作关系。
上述两位客籍头家无论是在锡矿的投资或是饷码承包，长期都与福建人有着合作关系，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对于闽帮建庙事务的参与。
此外，由于义兴背景头家在碑文中的缺席（当地其他福建碑铭也未见义兴头家），更加凸显先前海山与大伯公会的紧密关系。但玩味的是，时任甲必丹的郑景贵并没有参与此次的福建人动员。
图7 胡子春。取自网站。
其他应该出现的头家
在碑记中，其他该出现的福建头家都有出现了。像是从事锡矿收购及熔锡生意的柯祖仕和李边坪，两人都是活跃于槟城和拿律两地的闽帮领袖。
柯祖仕是协裕号熔锡厂东主，在许多拿律福建机构当中，也都是位居董事领导层之列。李边坪是槟城—拿律大伯公会领袖，在拿律设有隆成熔锡厂，他也是本次建庙动员活动的大总理。
换句话说，碑铭上的人名，可能有大半是由李边坪动员而来。除了李边坪本身之外，他的长子李振兴的商号—振兴号也在捐资之列，他虽同样捐了60元，但名字排在父亲之后。振兴号也是立庙董事之一。
其余还有万昌号，这是邱忠波、王明德、邱清新（譯名）的熔锡厂，万昌也捐了粤东古庙。王鼎超，字辈上看应是闽帮领袖王鼎押的族亲。万和号，是王开邦的熔锡厂。同茂号，是王镜河及其族人合资的熔锡厂。邱氏与王氏家族是槟城大伯公会的骨干，在拿律已经营许久。还有杂货商芳美号、万源号熔锡厂东家黄则谅。
此外，在这块石碑中捐银数位居第三，同时也是建庙董事的郭锦忠，看似拿律重要的人物，目前学界对于郭氏所知不多，有关郭氏的事迹还是一个迷，有待日后发现。
理解复杂社会网络的基石
碑记是理解复杂社会网络的基石，上述虽然出现许多看似枯燥的人名和社会关系，但是熟悉这些人名之后，在北马许多地方只需稍加留意，都可以见到他们在不同地区重复出现，整个区域都掌握在这个网络集团的手中。
有趣的是，在凤山寺建庙的同一年，一群槟城富商在槟城合股组织了本土第一家巨额资本的保险公司—乾元（Khean Guan）保安公司，其16名董事当中，至少就有5人的名字或商号出现在此碑记中，例如：邱天德、王文德、许心美、谢增煜、王明德。
《凤山寺碑记》对于笔者而言是一块迟来的碑文，笔者撰写博士论文时，可能因缘未到，因此并没有寻得此碑。在陈铁凡和傅吾康合编的碑铭集当中也未有将之收录，直到近期再访太平时，才在庙旁寻得。
走近一看，碑文当中出现一些找了很久终于出现名字（邱中和、邱天德），也有首次在太平见到的熟悉人物（许心美、谢增煜）。而重新细读碑文的各种细节，也重新认识了凤山寺在拿律社会经济板块巨变下的建立背景。
然而，每块碑记所能提供的线索与解释力还是有限的，但它已经足以成为拼凑历史原貌的其中一块拼图了。
延伸阅读
Butcher, J., & Dick, H. (Eds.). (1993),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1111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1874.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88
Phuwadol Songprasert.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pital in Southern Siam, 1868-1932. PhD Dissertation, Monash University.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 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c. for the year1908. Hongkong: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Wong Yee Tuan. (2015),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白伟权（2016），《国家、产业与地方社会的形构：马来亚拿律地域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 (1848-1911)》。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论文。
李永球（2003），《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槟城：南洋民间文化。
傅吾康、陈铁凡（1987），《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吉隆坡：马来亚大学。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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