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马来西亚政党轮替迈入一年。该如何评估这一年演变,是开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政治遗绪,大马未来又将去向何方,是复辟还是革新?《当今大马》邀请不同领域作者评估政局与社会文化变迁,希望能够丰富公共讨论,累积思考与促进制度革新。

【509一周年】

晚近民主制度在许多成熟民主国家面临挫折与困顿,主要原因是虽然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带来新的成长机遇,却也造成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以及许多当地的工人失业,再加上全球化促成人口流动,因此身份政治和经济上的忧虑及不满很容易相互交加影响,让民粹特别是极右翼政治人物容易趁势崛起,进而掌权。

在马来西亚则是不同的情景,虽然近二十年面临经济转型的困难,但总体来说仍是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受益者。

在面对国内种族问题的挑战之下,仍成功靠着全球贸易体系和科技发展进行工业化,并孕育出庞大的社会中产阶级,成为民主改革的底蕴,最终在2018年大选实现独立61年来首次变天,兼且和平转移政权,在当时是全球民主一道难得的曙光。

发展也是民主化诱因

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学术界虽然仍有许多辩论,但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是各个政治制度当中最能实现良好管治的制度,而良好管治是成熟经济的必备条件,因此现今经济发展的国家几乎都是奉行民主制度,惟新加坡是例外。

不过,新加坡尽管经济表现亮眼,但内部也面临民主化的压力。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虽获得选举制度的保护,但近几届大选一直受在野党的强力挑战。

此外,经济发展也是民主化的重要诱因,因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需民主制度来调和,并保护经济成果。

在前朝巫统和国阵治下的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长期是种族和宗教以外,巩固其威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而在2018年大选经历政党轮替之后,希盟政府若要继续掌权,经济是维系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也与民主发展相连。

通膨下滑,但生活负担未舒缓

希盟在上台执政一年后,目前无疑正处于困顿期。不仅刚面临补选三连败,在许多重大课题也面临压力而被迫U转或退让。改革的乐观气氛现已消散,而民众也日渐失去耐心。

经济理应是希盟最能交出成绩单的领域。尽管经济成长放缓,但通膨大幅下滑。2017年大马通膨率是3.7%,2018年是1%,而2019年官方预测则是介于1.6至2.0%之间。

食物与非酒精饮料的通膨也从2017年的4%降至2018年1.6%。这主要是因为希盟政府6月废除消费税,以及稳定油价措施所致,虽然政府随后落实销售与服务税,但并未对整体物价带来太大压力。

然而,民调却显示,通膨是人民关注的最大课题,而经济担忧也是导致马哈迪和希盟政府民望下滑的一大主因。

这某个程度可说是希盟造茧自缚,因其一些领袖在选前夸口在野党联盟就会降物价。通膨下滑只是反映整体物价上涨趋势放慢,而非下滑。虽然希盟政府的政策措施已经有效遏制物价上涨的幅度,但亦难再扭转这几年来累积的涨幅。

况且,一般市民口中的通膨,其实更多是指生活成本或负担的问题。虽然通膨下滑,但生活成本未必会舒缓。通膨衡量的是社会上整体物价,而物价只是影响生活成本的其中一个因素。

比如汽油价格虽然稳定,但若市民出入仍需要使用更多汽油,这代表生活成本不会舒缓。政府若要减低人民负担,就需对生活成本架构作出更大的改革,比如推出百元交通卡即是正确的一步,但接下来也必须改善公共交通覆盖网,以及准时的问题。

工资和生产力停滞

生活负担的问题其实也有两面,除了生活成本之外,另一面就是工资(或所累积的财富)是否足以承担开销,即所谓实质工资(real wage)的问题。

政府要介入推高工资其实不难,因大马自纳吉时代就开始落实最低工资制度(minimum wage),然而真正的挑战是推高实质工资。

大马近几年的老问题其实就是国内生产力增长不高,这具体反映在许多国内产业面临转型困难的问题,而必须依赖输入外劳。纳吉上台初期,原本励精图治拟推出新经济模式来突破困局,但随后因党内右翼势力反对而作罢,再加上2008年全球经济风暴后国际热钱流窜,纳吉转为依靠国际热钱拉抬国内的成长,也趁机为国阵筹募政治资金。

其结果是国内贫富差距面临扩大的压力(因受惠者多是高收入群体),也未解决经济和产业转型的问题,因此生产力增长继续停滞。影响最大就是在私人和自雇领域工作的中低阶层工资,因为生产力无法提升而很难有调薪的空间。

虽然前朝政府在国际机构的建议下,通过制定和调高最低工资来试图推高国内工资,并且施压企业转型,但这未真正见效。相反商家转嫁成本而引发通膨,再加上消费税的夹击,以及后来马币下滑的影响,国内实质工资(即工资所能买到的物品与服务数量)反而面对下行压力,虽然最低工资数额已经调高。

纳吉时代的另一个标志性改革是推出一马援助金,虽然这有助再分配财富和减缓生活负担,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实质工资低迷和生活成本高昂的问题,再加上纳吉因一马公司案贪腐印象缠身,最终促使去年大选民心思变,国阵执政61年的联邦政权崩解。

经济转型和身份政治

因此,希盟若要在经济领域改善人民生活,赢得支持,就不能只是提高工资,也须提升实质工资。这须解决经济和产业转型的问题,包括借助新的科技和网络发展趋势来建立新的产业,同时也改革原有产业提升其生产力,让国人有机会获得更多高薪的工作。

此外,亦须加强教育和培训,以让国人能从事高增值工作。希盟政府将焦点放在工业是正确的方向,但是怎样落实,以及如何避免重蹈90年代沦为朋党谋利的覆辙,仍需进一步讨论。

如开头所述,全球化和科技发展虽然带来新的经济成长机遇,但亦会加剧经济分配不均和产生输家。大马拥抱新经济必然也会面对类似的问题,这需要政府介入来确保分配正义,并为输家提供缓冲。最低工资制度和现金补贴都是社会保障网的一部分。

身份政治恐怕也会继续纠缠,但这不同于先进国家源自当地社会对外来人口的反弹,而是因为大马内部的种族问题。希盟不仅需面对巫统和伊党为首的在野党极力炒作种族和宗教情绪,同时也必须处理巫统和国阵遗留下来以种族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包括在经济上分配。

短期内,种族政策依然会继续存在,但是长期必须思考如何渐进扩大以收入和能力为基础的扶弱政策,来改善效率,同时也更符合分配正义。

此外,希盟的经济成败也对大马的民主制度发展有所影响,因为经济表现若不佳或分配不均,这恐会招致民众对政治和人权改革的反弹。

比如,民间和政坛包括希盟内部,现在就有一些声音认为,政府过于迎合城市自由派选民的要求,而疏于照顾低下阶层和乡村选民的生活。此外,也有一些犬儒声音认为民主不能当饭吃。

然而,民主制度下的基本人权其实是保障市场健全运作的基石,而大马若能借着政党轮替来减少贪污,取得的“民主红利”就会更多。

简而言之,希盟要继续掌权,并获取人民支持政治民主改革,就需在经济领域交出成绩,而这也和民主发展互相关连。除了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希盟更需注重提高实质工资。在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亦需关注分配正义和协助经济输家的问题,并渐进迈向以收入和能力为基础的扶弱政策。


王德齐,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会计系,曾担任《当今大马》中文版记者和新闻编辑,后来在澳洲奋进(Endeavour)奖学金资助下,取得澳洲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硕士学位。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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