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挫败感：公务员不合作
冠英坦承地方选举暂难落实
经过一年的执政，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坦承，公务员的行事作风给他带来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是在法令局限以外，构成暂时难以恢复地方选举及拟定资讯自由法的关键障碍。
他日前接受中文媒体的执政一周年联访时，花费了不少时间回应槟州政府至今无法恢复地方选举的提问。他流露出百般的无奈，并对公务员给他带来的挫败感，有苦难言。
地方选举需先夺中央政权
针对恢复地方选举，林冠英认为，既然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已清楚阐明不能举行选举，槟州政府鲁莽地去冲撞就非上策。
“所以，我们应等到执政中央后，废除有关该法令才恢复选举。现在做就不合法。”
他也对选委会的中立性倍感质疑。不过，被询及是否意味一日不夺取中央政权就无法恢复地方选举，他却又否认而改口说，可能会尝试趁下届大选来临时，要求选委会同步举行地方选举。
不愿冒险上庭挑战选委会
尽管在记者提醒下，他也认同，宪法第113（4）条文说明，政府可允许选委会举行国州之外的选举，但他却认为，选委会未必会接受州政府赋予的权力。
“我们尝试过，也有律师建议尝试施压选委会，甚至入禀法庭挑战后者。但在法庭败诉的话，谁要缴付巨额堂费？何况，土地舞弊案的4000万令吉官司至今还未了结，要是再冒险而败诉的话，谁要承担？”
他表示，如果是本身独自冒险，不按章行事是一回事，但要是铤而走险的步骤会殃及全州，就难向人民交代，“我们不打没有胜算的战”。
询及为何自认没有胜算，而不坚持尝试援引宪法恢复选举，林冠英开始有点满腹苦闷，却难以启齿地重复说，就是因为某些人认为，恢复地方选举是不合法的。
公仆是执行政策重要关卡
不仅于此，他愤慨地指出，槟政府在设立多语路牌、拨款给学校和消除贫穷时也碰上不少钉子，就连派发100令吉也成问题。
“当我们要设中文路牌时，有人说不要节外生枝，以免惹麻烦。但我们坚持落实，要是连这个也办不到，我做首长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你以为要拨款100万给独中、拨450万令吉给国民型中小学和教会学校、150万令吉给淡小，是直接下命令拨款就成事？我们要面对执行者和公务员，一些公务员尚无法接受新气候和环境，你要怎样？所以，你要慢慢地去推动。”
他也引用设置多语路牌的例子说明槟州政府的运作困境。
“我虽马上下令，但路牌却要等到年尾才装上。事实是，每一个过程都要我亲自下手和交代。我要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我明天要了，他们才会马上去做。”
“民政党或会给千万种理由推托；而我会说，一千万个理由和多辛苦也会做到，但我有我的方式，有些事情不能告诉你我怎样做，总之我会给你看成绩，过程由我来面对承担。”
称霹雳村长选举成事不足
询及为何不仿效霹雳通过不正式选举方式推荐市议员，林冠英以否定的语气说，“偶尔，我们不要给人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印象，有时推到一个地步后要停一下，然后再来。重要的是知道继续前进，50年的东西不能一夜之间改变”。
他指出，槟城要成为国际城市的必备条件是拥有第一流的公务员。
“所以我常说要弃恶扬善，我们不要做最坏的员工，要做到最好。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成功。逐个骂也于事无补。”
立法前先教育掌控资讯者
在落实《资讯自由法令》方面，林冠英也未点名地表示，须先教育掌控政府资讯流动的“人士”后，才可实行。
无论如何，槟州资讯自由委员会主席次阿都马列之前已表示，有两大因素束缚了州政府立法的手脚，第一，联邦政府的《官方机密法令》，其二则是公务员按旧章行事的作风和心态。
政治民主化不逊于前政府
但林冠英在访问上也澄清无意一只竹竿打翻整艘船，因为并非每名公务员的表现都不尽人意，但要逐步移除配合度上的障碍。
“一些官员开始和我们合作时比较辛苦，现在则比较乐意和自然。”
“我们应以浪潮效应来看待，祈求这波浪潮捲起时，每个人都一起（往）上（冲）。我不只是要帮一小撮人，而是要大家共存共荣。”
尽管在赋予人民更大的民主空间上，遭遇重重障碍与局限，但他否认，槟州会趋向新加坡昔日重经济成长，却压制民主发展的模式。
“如果在经济上像新加坡就好了，但在政治上，我们哪个领域会比前朝政府差？”
以下是林冠英执政一年联访与媒体对答录：
问：为何新政府宣誓就职首日就提出的恢复地方选举仍未有眉目？
我说我敢做，也不是叫你冲动鲁莽去做。比如说，（你）要强硬实行地方政府选举，（但）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已清楚阐明不能有任何选举。所以我们应等到执政中央后，废除该法令恢复选举。现在做就不合法。
第二、任何选举要由选委会举行。你也懂现在的选委会善变，起初说巴当艾补选不会和“双武吉”碰期，如今却落在同一天。你叫我们在野党如何打，一次要去三个 地方，我们根本不够他们那种金钱资源丰富的国阵（竞争），稍微困难点。恢复第三张选票是我们的意愿，所以我们已安排一个路线图，由曹观友去策划和鉴定。
何时会公布路线图？
就是曹观友已经在…所以你最好去问他。
是否若没执政中央就不会恢复地方选举？
我们会尝试恢复，可能是尝试在下届大选时，同步举行地方选举。
但届时法令也一样没改变？
当选委会要举行大选时，我（会向选委会）说，不如一次来。那时，我们可叫他进行。现在要求他，他不睬你。可是在大选时，可一次过。选委会每次说要花这一笔钱，谁来付？第二，不符合法令。这是选委会说的……
您在上任时曾说要尝试援引宪法第113（4）条文恢复地方选票。
（翻查记录后）宪法第113（4）是说明，政府可允许选委会举行国州之外的选举，但那要看它是否接受，如果不接受又怎样？你可以给权利，但他未必接受，因 为法令已说明不能举行地方政府，而第113（1）条文也说受限于根据联邦政府的法令。我们尝试过，当然有些律师说，不如尝试逼他，他不听就在法庭起诉他。 但在法庭败诉的话，谁付堂费？何况，现在土地舞弊案的4000万令吉官司还未了结，要再冒险而败诉的话谁要付？
总而言之，尽管法律方面（没障碍），选委会不独立的话，你也难确保他们不玩臭？有可能这次特别臭，尤其是在“双武吉”补选。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主要的是法律观点不允许。如果这个不确实的话，《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也不会说不允许。
会否秉持敢怒敢言的态度，准备带上法庭挑战选委会？
我自己面对风险是一回事，比如说在升旗山缆车计划上未挑选任何竞标者是我个人面对的风险，但牵涉整个政府会怎样？比如山坡发展计划，你说不应进行，但已经批准了要怎样？要冒险吗？要取消，但万一那个承包商……有时我们也被绑住。
如果像你所言，不用权利却敢去做，以前的计划，如双溪育收费站就不必那么棘手了。我们要废除掉（收费站），但那是联邦政府的权限，他不愿意，我们还在跟他 谈。敌对党指责我们这个那个，他们才是凶手，要建大道和收费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要解决，又没给我们权利去处理。你要敢，但不要盲目的去闯，导致全 州遭殃，那比较难交代。一个人遭殃可以面对。
会否尝援引宪法的条文？有尝试吗？
民政党的话，他们会给千万种理由；我会说，一千万个理由和多辛苦也会做到，你们知道我辛苦，但我有我的方式，有些事情不能告诉你我怎样做，总之我会给你看 成绩，过程由我来面对。你以为要拨款100万给独中、拨450万令吉给国民型中小学和教会学校、150万令吉给淡小，是直接下令拨款就行？我们要面对执行 的人，要面对公务员。有一些（公务员）还不能接受新气候和环境，要怎样？所以你要慢慢地去推动。
多语路牌为何要这样久才做到？我马上下令，却等到年尾才落实。因为每一个过程都要我亲自下手和交代。我要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我明天要，他们才会马上去做。
能否像霹雳通过公开面试或不正式选举，推荐市县议员和村长?
偶尔，我们不要给人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印象。有时推到一个地步后要停一下，然后再来。重要的是知道继续前进，50年的东西不能一夜之间改变。
但由政党瓜分议席的手法，给人的印象是和国阵模式不相上下？
没有，哪里有一样？我们能够拨款给独中，一样吗？我们可设中文路牌，一样吗？针对地方选举的话，我已说了，这方面要看那些（法律）条文。
市政府内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未增加，为何不干脆公开面试市议员的候选人？
我在谈制度，（非政府组织）人选的多少，多一个，少一个，你得问曹观友，是他决定的。至于我说的制度，为何不挑战，我则已解释。
为何不尝试要求选委会举行地方选举？
有人说是不合法的。设立多语路牌、拨款给学校和肃贫都面对问题。就连给100令吉也有问题。当政府要设中文路牌时，有人说不要节外生枝惹麻烦，但我们坚持落实。如果连这个也办不到，我做首长还有什么意思？
槟城要成为国际城市，大马必定要有最棒的公务员。这是必定条件，新加坡也一样。所以我常说要弃恶扬善，我们不要做最坏的员工，要做到最好。让我们一起学 习，一起成长，一起成功。你要逐个骂没用。何况不是全都差劲，要慢慢减少他们的障碍。开始要一些官员合作比较辛苦，现在则比较乐意。
我们应以浪潮效应来待，希望这波浪潮卷起时，每个人都一起上。我不只是要帮一小撮人，而是要大家共存共荣。
在各种局限下，槟州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是否较经济民主化，如除贫、公开招标等的脚步缓慢，而看似趋向新加坡的发展模式？
如果在经济上像新加坡就好了。在政治上，我们哪个领域比前朝差？最主要还是使人民受惠。
槟州政府是否仍会拟定《自由资讯法》？
（这）要教育过后才可实行。
要被教育的对象是公务员？抑或公众？
谁控制资讯的流动？如何去落实，就交由阿都马列（Abdul Malik）去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