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未曾有人料到，新纪元学院事件竟然在左翼队伍制造一场轩然大波，现在还有人说：左翼力量正在分化；团结受到空前的破坏，一批左翼人士试图在新纪元学院事件中，把左翼的色彩浓装打扮，一时之间南北鼓噪。两个代表左翼背景的团体，二十一世纪老友联谊会（会员属前马共成员）和老友联谊会（原为前政扣者和前社阵、人劳党人）内部因廷柯及廷叶立场的不同，应者云集，各表阐释，唇枪舌剑，沸沸扬扬。

知识份子左翼人物李万千，吴建成、朱齐英等，对叶新田的严厉批评，被一部份老左喻为制造左翼分裂的始作蛹者。相形之下，在老左之间，广泛传达短讯，提醒左派同志要中立，珍惜情谊，搬用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经典口号，他们说，叶新田老友被社会舆论猛攻横打，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支援叶新田的领导，要是谁反对叶新田，就喻为反对董教总的罪状。

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要中立又支持叶新田的暧昧立场，已经非常牵强设陷一个灰色地带，在往事之中索取思想武器和情感资源，往事是这批老友表达新纪元立场想象力和思维的过渡，不论是四十年代参与硝烟战火的前马共，六十年代左翼党人，和七十年代的前扣留者，这一类维护叶新田老友的隐蔽颠覆，更像在遥远的田园大地掀开模糊的激情。列祖列宗，这些历史的再现寓含着反动、举步不前的冲动。

尽管两大两巴士，从霹雳州南下董教总，有老左为主导的护叶队伍声势压阵，尽管新山老友联谊会参与新山61华团联署支持10比3议决之一团体，以及一批老友军师在叶同志左右，这些动作或显或隐都不具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民族大义的伸张，表达的含义更像啦啦队的角色，助阵的功能非正义，不具在华教事务上的忠诚和敏锐把握，不运用观察和反思，不衡量新纪元向来的办学理念是否违背左翼对当前教育政策的反叛。

柯嘉逊院长在新院期间，有没有在特定的，不合理的，对民族教育打压的政治环境中随波逐流 ？

这才是怎样看，新纪元事件的症结和厘清真相的根本。对左翼而言，左翼曾是我国社会变革运动重要的推动力量，这类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性的，对民族教育持有的理念，左翼从来就是通过民族同权，反对民族同化的诉求和争取，使之合理化或者合乎道义范围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有容忍度，又不违背所有族群利益的空间，打造新纪元学院符合族群的平权教育愿景。

可是在看今天新纪元事件和左翼一些人的表达，似乎已认同了董总领导人的霸权，排除华教中坚份子，拒绝所有关心新纪元的前辈、学者、华总领导人的调解处事态度，更认为新院学术人员，家长，学生的救救新院行动是捣乱和破坏的行为，历来的学生运动，只有霸权的统治阶级才贬其为为害份子，这次由董总领导人和一批左翼份子如法泡制责为不法行为，这应了左翼中有人正开历史倒车，即反动的一群保守份子和统治阶级对待社会运动的手法如出一辙。

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厘清

在此，我想特意讨论关于方山的一篇文章《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中提出的务实路线。所谓务实路线 ，方山说要应用争取和妥协两手，这个两手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我不知道只要新纪元学院务实当前的教育政策路线、去政治化和去民族教育平权的争取，务实到去妥协，就有其合理性有生命力，并很快可以升格为大学。这种没有前瞻性的论述，已经排除了华教运动长久以来面对的阻挠和打压，分不清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实质内容。如何看新纪元事件的发生，隐藏着左翼向来攻击的霸权主义，官僚作风，和华教运动的被打压，难道是不容置疑和天经地义的合理现象吗 ？难道左翼已经改变了的看法吗。

潘永强对华教课题的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提供了侧面的概括，他说：在华教事务中，至今没有迹象显示侵害到董总的主权，因为华教向来是主权在民，故根本不存在主权的所有者侵害“董总主权”的荒谬说法，也没有人要摧毁董总的职能和地位。历来真正想要摧毁或收编董总者，均来自巫统和马华的保守政客，而非支持华教运动的广大基层。换言之，董总领导层如果不顾及华教主权在民的事实，就不能以内部矛盾看待，我想说明的是，董总领导层一旦被收编和部署去除华教中坚份子，改变新纪元的办学理念、支持华教运动的广大基层就诉之斗争有理，便可归类敌我矛盾以待之。因为这已超越个人恩怨的斗争，也不是所谓坊间所传的左派内部的分化。而是关系到一个民族教育面临的变质和被摧毁的关键。

华教的务实路线

方山鼓吹的华教要走务实路线，在没有争取到民族教育平权的现实的政治中、务实只有附庸统治势力的政策，这不是我们幻想的出路。

务实有时意味着，左翼不再扮演一种义正辞严的发言姿态，他们可以和巫统、马华的代表人物相拥送抱，放下民权诉求的发言，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左翼份子的风骨在于坚守做人的立场。一把尺，从运动的角度量出大方向，简言之，应有依据本身的左翼背景。成为一个异于其他阶层的特殊部落，如果左翼自认这种特殊的背景是一种荣耀，对中生代和新生代起影响作用，至少在目前，后辈还有不少人，对左翼还是寄以敬佩的眼光。但是现在，人们看到新纪元事件的左翼介入，已经产生观点的分歧、感觉到一些左翼迷念特权和权贵，挥舞着红色的旗帜，抛开与民同在的队伍，奔向光明的钱途，制造族群的为害。

至此，左翼的光环不再生辉，与其说他必须要接受“再教育”毋宁说应把他们抛向社运边缘，因为，左翼被解除的武装将失去了变革社会的功能。对统治阶级再也不构成为害。

如果“老左”代表一个时代的印记，应该还潜在一些意识形态的左倾理论，承担着灌输正义的品德，是始终坚贞不移的、它不会因为一个左翼时代的更变，轻易地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权威，尽管这些原则仅能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具体阐释，但是，我认为左翼人仕应该有树立形象的历史定位，它总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水平，启示左翼份子的内心世界和革命情操。这不仅描述了左翼正当性的历史传承，而且也解释了左翼理论意义上永恒的魅力。

不要回避董总领导人的堕落

纵观新纪元学院事件的演进发展，我相信确有左翼中人，触动深化矛盾的暗礁。他们把柯嘉逊，学术人员，学生和学生家长及广大关心华教人仕，当作无的放矢，把全国巡回说明会，当作对董总的破坏。一套没有论述基础对着干的作风。一种难以言说的特殊妄想，有人说，左翼早已不做政治功课了。修炼过程交白卷，所以才会这般是非不分。新纪元事件带出的集权偏见，朋党合流。暗地操作，不按理出牌，这无形之间构成了左派人的基本涵义瓦解了它成为普通原则的可能。如果这个极端继续恶化，人们会问，左翼要捍卫的是信念，还是捍卫董总叶新田的反华教运动议程 ？

现在我们必须通过万花筒窥看左翼的形形色色，左翼的人格、信念、操守以及道德规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功利所占据。

通常，左翼人参与华教工作应有义务坚持真理，怀疑权势，宽容异见，光明磊落，否弃独断和以理服人。叶新田具有的左翼背景，他首先必须在当前华教的领航位置上，在有利于华教发展的新形势下，延续左翼为他塑造的性格。表现一个左翼人坚持的真理，和不逃避担当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信念的驱使，不屈服权威，不被大财团大面额物质诱降。事质上，这就是左翼人的基本内涵，左翼内涵潜在地承担民族大义的灌输和使命，这些原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落实，那才符合左翼人不仅在华教事务，而且在其他领域的积极性态度。

显然，左翼参与者的那个年代，物质没有像今天这般讲究，记得那时候，口袋里即使没有几个钱，也可以和大伙一块开水加面包，写大字报，参与示威游行，在支部学习中成长。但是，今天的社会的某些方面已脱离塑造无产者的现实。某些左翼人开始进退失据，这恰恰是左翼们接受挑战的时刻，无论左翼人处于怎样的社会位置，受到怎样的赞许，贬斥，还是更为复杂的衡量，左翼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的。总是在他那个阵营中受到相互的评价。

一种情况是，由于没有组织和党性，失去了群体提出有力的思想和言论的社会责任。左翼人参与当前的社会活动和维护民权诉求时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不知到内心的制高点在那里，看看今天发生在董总领导人的变质危机，一般人都能衬出不妙的状况，偏是一些老友还在雾里看花，模糊视线，宣扬似是而非的主权论，规章论，然后通告全马老友保持中立，那种一忽儿没有立场，一忽儿机会主义，一忽儿又旗帜鲜明偏倒一方，甚至显出芜杂和零散没有论述线索的境地，一些固执的理论障碍，逻辑柜架，语镜，都很难从这些左派背景的人身上找历史命运的资源，反观为柯发言的文章，评论，规模和深刻的程度，都可以体现思想的前进成熟，文化资源的充沛，动机和氛围的正当性。

我想指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尽管这个话题来自一位曾经是左翼的干部，但是，他的知识型对一些课题出现了非常草率和含混的谈吐，一次，我问他何以看待董总主席叶新田，他郑重其事回答：“他是我的战友，他怎样坏也坏不到那里去。我不要批评他。”这真是一个刺眼思维的缺陷。

我提到在2008大选前，叶新田率团在马华大厦与黄家定签署的新校地备忘录，有何感想，他淡定地问答：“叶同志善用一切有利条件，动用马华的政治力量又有何不妥。况且丰隆大财团愿意献地1百亩，和政治目的没有关系。

其实我对这位左派干部早就没有要求，但是我们还是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思考，左派中人的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为一个重量级的左派人物亮出旗帜：那就是叶新田的董总主席形象是神圣化和绝对性的，是不容抹黑的。

一个左翼的慨然激情，已经让一批连锁话题逐渐聚拢和会合，开始了相互策应行动。号称新纪元将要改朝换代了，当一批华教精英去留已成大局，被巫统、马华和左翼中的败坏份子打击之后，我们的华教之路，有了政治力量的扶持，左翼的力量真的要在这时候，搭上反向的列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