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思潮】

数百万页的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档案被揭露、解密与讨论，对大众而言，这或许只是一起涉及权贵的性丑闻。然而，这系列文件却像是一道裂缝，让人得以窥见现代社会中一套长期运作，却被文明话语掩盖的权力机制。在这套机制里，性别不平等并非偶发偏差，而是被制度、文化与经济结构稳定生产的结果。

若把爱泼斯坦这类案件归咎于“人性本恶”或“男性的动物本能”，彷彿只要指认几个道德败坏的个体，问题便能被解决。可是，这种说法不仅过于简化，更在无意中替结构性暴力卸责。因此，真正值得要探讨的，不是“为何有人会犯罪”，而是“为何这样的犯罪能长期、系统性地发生，且被保护”。

性别是被制造的结果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那句至今仍具震撼力的论断，“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这句话指出，性别并非单纯的生理事实，而是一个历史与社会不断塑形的结果。所谓“女性特质”——温顺、体贴、忍耐、取悦他人——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透过教育、文化与规训反覆灌输的产物。

若性别角色真是天生本能，社会便无须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来维持它：从童年的玩具选择、校园规范，到影视文本与语言习惯，整个社会机器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人们“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应该如何”。这种持续不断的强化，本身就说明性别不是自然，而是需要被不断“制造”。

在爱泼斯坦案中，受害者多为年轻、经济弱势的女性，这并非巧合，而是性别与阶级交织的结果。她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个别加害者，而是一整个告诉她们“顺从是生存策略”的社会。

性别如何被演练

美国酷儿女性主义者和哲学家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为理解这种现象提供了关键视角。巴特勒指出，性别不是内在本质，而是一连串被反覆实践、被期待重复的行为模式。人们成为某种性别，是因为不断按照社会脚本行动，久而久之，这些行动便被误认为自然。

在这个意义下，女性“不敢拒绝”、“担心失礼”、“害怕破坏关系”。这并非个人性格缺陷，而是长期性别操演的结果。当一名年轻女性面对握有资源、金钱与人脉的权势者时，所谓的“选择”早已被结构性地限缩。权力差距越大，“同意”的自由度便越低。

爱泼斯坦案之所以揭露出令人不寒而慄的现实，正是因为它展示了权力如何利用这套性别操演：女性被社会训练成不具威胁性、愿意配合，而男性精英则被默许跨越界线，甚至彼此掩护。

文明的假面具

这种剥削体系最令人不寒而慄之处，在于它往往发生在“最文明”的场域之中。那些政要、学者与富豪，白天在镁光灯下高谈人权、伦理与进步，或在摩天大楼里签署重塑世界的合约；转身之后，却在私密空间里构筑起一套法外的免责机制。

这种现象并非人格分裂，而是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其著作《道德脱钩》中详述的“行为切割”（behavioral compartmentalization）。在这种心理运作下，权力者能精准地将恶行与自身的道德准则隔离，使两者互不干扰。而随之产生的“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则是这种机制的副产品——当受害者被彻底客体化，不再被视为拥有主权的个人，权力者脑中的道德警报便会随之静默。

像爱泼斯坦私人岛屿这样的例外空间，正是为了完成这种客体化而存在的实验场。在那里，女性的主体性被剥离，化为可供消费、交换、共享的资源。性剥削在此不再单纯是慾望的宣泄，更演变为一种权力同盟的投名状，透过共犯关系的缔结，强化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忠诚与阶级神圣性。

日本的黑箱

这套结构若放在亚洲，并不罕见，只是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式。日本记者伊藤诗织的纪录片《黑箱：日本之耻》，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影片记录她在遭受性侵后，如何在司法、媒体与社会文化的重重阻碍中挣扎求真。

《黑箱》所揭露的并非单一案件，而是一整个以“名声”、“体面”与“避免麻烦”为优先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文化中，受害者被期待保持沉默，以免“破坏和谐”；而握有地位与人脉的人，则往往被保护在制度之外。羞耻被转嫁到受害者身上，正义因此被无限期延后。

这种现象也并非日本独有。在许多亚洲社会中，家族主义、阶序文化与对权威的尊重，使性别暴力更容易被内化为私人问题。女性被教导要忍耐、要顾全大局或甚至家丑不可外扬，而揭露真相者反而可能被视为破坏秩序的人。这正是西蒙波娃所说的“成为女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具体展现：女性被塑造成承担代价的一方。

撼动不可能之事

无论是爱泼斯坦案、《黑箱：日本之耻》，还是无数未被记录的案例，都共同指向一个不愿被正视的事实——性别不平等不是偶然偏差，而是一套被长期建构、被文化合理化、被制度默许的权力结构。

当我们停止用“天性”解释暴力，停止用“个人失德”遮蔽系统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西蒙波娃那句话的重量——如果女人是被“成为”的，那么这个过程同样可以被质疑、被拆解。茱蒂丝巴特勒提醒我们，既然性别是被反覆操演的结果，它就并非不可动摇。

真正的文明，不在于我们说了多少进步的语言，而在于是否愿意直视这些黑箱，承认它们是人为建构的，并因此有责任去撼动它们。否则，所谓的文明，只不过是一张遮蔽权力暴力的精致假面。

萧婉思，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博士，致力推广哲学思辨教育。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