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折痕】

今年年初全球便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伊朗示威活动。

伊朗作为现代世界第一个通过革命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应该被低估的，尤其它还激发了我国伊斯兰党从马来民族主义明确转向建立普世性的伊斯兰国家，伊党过去甚至还曾抨击民族国家是蒙昧时代的特征。

因此，伊朗政权最近几年面临的内外冲击，将会对我国政治伊斯兰论述带来一定的影响。

随革命而来的宗派主义

1979年伊朗革命被我国不少穆斯林视为反抗西方霸权的创举，是伊斯兰政治力量战胜西方傀儡（巴列维政权）的典范。在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主导完成伊朗的修宪后，伊朗建立了一个以宗教学者（ulama）为最高领导层的政府。

伊党既有政党系统中的长老协商理事会（Majlis Syura Ulama）以及“精神领袖”皆是受到伊朗的启发，这个系统在伊朗被称为Wilayat al-Faqih，其含义大概是指“教法学家的统治”。虽然这是来自什叶派的概念，却被伊党所借鉴；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民主的伊斯兰体制”。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这是有别于马来西亚宪政体制的另一种国家想象，这一套逻辑势必冲击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

我们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厘清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分分合合的千年纷争，但在马来西亚，什叶派却并非一开始就被体制视作异端。在伊党借鉴伊朗的这套系统时，是伊斯兰国的论述复兴之际，我国尚未卷入伊斯兰国与谁是真正的伊斯兰这场辩论当中。后来，随着政治伊斯兰的比重在我国政治逐渐凸显，关于伊斯兰话语权的论争才凸显出宗派主义的特征。

在伊朗革命以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积极输出什叶派教义，而马来西亚也有不少对这个新建立的神权国家感兴趣的学生前往留学，回国后成为渗透逊尼派社群传播什叶派思想的中坚力量。1984年，也许是为了管控以免极端教义被传播，马来西亚曾经颁布教令，允许什叶派的其中两个支系在我国实践其教义。

但在1996年，我国禁止什叶派在本地的实践，从此什叶派被打成异端，比如雪州在2013年颁布教令，规定任何传播、出版或是成为什叶派团体成员的行为均属违法。违背教令者甚至将面临监禁的惩罚。

至此以后，马来西亚严格对待什叶派。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7年，有数百人因涉及什叶派活动被捕，政府甚至动用《内安法令》拘留什叶派信徒，表明政府将什叶派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视作国安问题，他们认为什叶派的传播有可能破坏以逊尼派为核心的伊斯兰宗教和谐情况。

除此之外，我国也对内传播关于什叶派的指控，比如指控什叶派拥有另一个版本的《古兰经》，什叶派被允许杀害逊尼派成员等等。在校园之内，政府也严格管控教师思想，以免造成什叶派思想的传播。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在上一篇文章所梳理的沙地阿拉伯瓦哈比思想，也加剧了反什叶派的情况。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在宗派思想和地缘政治上都属于死对头，因此当沙地阿拉伯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增加，必然导致对什叶派的敌对情绪加强。

在政治体制、传统思想和宗派主义等多方交织的冲突下，伊朗和什叶派都属于我国政治伊斯兰论述中极为复杂的存在。在团结全体穆斯林反抗西方的论述上，伊朗是极为重要的案例，我国必须在外交上维系与伊朗的关系；但是在宗派主义的实践上，他又是我国拒斥的异端。

这些冲突都使得伊朗发生的事务在我国的语境中特别难以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沙问题在穆斯林世界并没有太大的疑义，首相安华也乐于充当穆斯林领袖的身份去支持加沙，但对伊朗则鲜少看到政治人物的公开表态。同样的，当以色列剿灭伊朗的“抵抗轴心”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时，我国政要也大多低调处理。

种种因素之下，伊朗革命的影响却并非仅停留在国际事务或宗教争议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渗透进本地政治伊斯兰的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之中。要理解伊朗模式为何既被借用、又被回避，就必须回到伊斯兰党自身的历史转向，检视这一外来革命经验是如何在本地政治语境中被改造和重新诠释的。

伊斯兰党的转向

其实，早期的伊党并非向来以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与狭隘排他的种族主义为招牌。伊党的第三任主席布哈努丁（Burhanuddin Al-Helmy）是知名的马来左翼人士，公开主张伊斯兰、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反抗殖民统治的关键要素，并且认为通过民族主义驱逐殖民力量后仍不足够，需要把被殖民力量划分得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整合，才能算是解决了殖民问题。

基本上这样的观点无疑受到纳赛尔领导的国际泛阿拉伯运动和苏卡诺领导的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伊党能够体现出国际主义、反殖反帝的精神，比如他们也批评巫统政府是在向殖民者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取得独立这一事实。

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完善的替代路线。随着马印对抗、印尼左翼运动的失败以及左翼遭受的屠杀，伊党在选举中付出了相应的代价，1964年的选举中，他们并没有获得选民的支持。随后布哈努丁被指控支持印尼而入狱，副主席车祸身亡，更是严重打击了伊党，受左翼国际主义影响的政治伊斯兰在伊党便逐渐被取代。

紧接着阿斯里（Asri Muda）继承了伊党主席的职务，也许是为了和过去为选民所抛弃的理念割席，他将伊党的理念从国际反殖运动带到了“马来人权益”。这一时期伊党的言论逐渐显得排他，并且切断了与左翼的联系，甚至一度与国阵合流。但与国阵合作的行为以及阿斯里所面临的贪腐指控又导致了伊党的分裂，然后被当时受伊朗革命与穆斯林兄弟会影响的少壮派——尤索夫拉瓦（Yusof Rawa）、哈迪阿旺、聂阿茲（Nik Aziz）等人取代。此时，阿斯里被视为一个过于侧重民族主义的领袖，而这样的模式在少壮派看来是落后的、不够普世的。

他在1982年被推翻，标志着伊党从“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转型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朗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恰恰是将早期左翼领袖没能说清楚的治国理念补全，只是左翼理念被排他、右倾的论述所逐渐取代，而宗教学者的力量开始把持伊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三条支线：本土种族主义、左翼国际主义、伊斯兰国路线，这三个路线往往相互交缠，互为表里。

这个时候，伊党的话语中开始充斥着宗教性的攻击，比如著名的哈迪训词中，哈迪阿旺抨击巫统领导人为“munafikin”，即“伪信者”，称这些人都无法上天堂，导致马来社会分裂；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由巫统伊玛目（imam）或伊党伊玛目领导祈祷的现象。此后，伊党开始强调圣战和建立伊斯兰国的概念，而伊斯兰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走入我国政治论述的核心。

尽管在挑战纳吉政府的时期，伊党一度以开明和建立福利国的形象示人，但是自2015年的分裂以后，伊党走入了结合宗教保守与民粹主义的阶段。他们再度捡起了左翼的反殖语言，却用于推动历史重塑以撼动社会与政治结构。他们利用去殖民论述，将政治对手描绘为殖民者的继承人，将自己塑造成恢复马来人主权的去殖民力量。

可以说，伊朗革命将布哈努丁早已失去吸引力的理想，以一种反抗西方统治的论述重新拿回，核心包装的却是极端排外和擅长动员的族群政治，而伊斯兰则成为了这种族群主义的合法化泉源。

在走向伊斯兰国的道路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曾经为我国政治伊斯兰提供了一套可供想象的范式，它证明了一个以宗教合法性对抗西方霸权、拒绝世俗民族国家逻辑的政权并非不可实现。然而，这种模式构成了我国政治伊斯兰难以回避的悖论：伊朗模式之所以具有象征力量，源自其革命性的反西方姿态；但当这一模式进入治理层面，其高度集中于宗教权威的政治结构、对异议的压制以及经济与社会困境，却暴露出神权政治难以自我修正的局限。

无论是早期的左翼反殖理想，还是后来效仿伊朗的神权革命，伊党都在寻找一条摆脱西方叙事的独立道路。从布哈努丁的左翼反殖理想，到如今哈迪阿旺的种族主义叙事，伊朗革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催化剂角色。它赋予伊党一种通过宗教语言建立的“反抗者”形象，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叩问：当政治只剩下反抗的语言时，国家还能否被有效治理？

谢癸铨，播客《就事陋室》主播，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IIUM）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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