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习游】

当体制改革失败、当奋斗的理念幻灭，人该如何自处？阿尔巴尼亚学者蕾雅乌琵（Lea Ypi）的回忆录《自由：在历史尽头长大成人》或许能给这个问题一些启发。

1979年，蕾雅诞生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成年以前就见证了国家从一党专政时期走向多党民主，再到国家金融危机与内乱的剧烈变动。若按照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说法，作为东欧最后一个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说阿尔巴尼亚是“历史尽头”一点也不为过。“自由”，正是在这个尽头反覆被召唤、被争夺、被重新定义的关键词。

阶级敌人出身的社会主义信徒

蕾雅很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在家使用的是法语，而不是阿尔巴尼亚语；大人们时常提到“出身”，彷佛那是一把解释一切的钥匙；而最让她困惑的，是他们家居然有着和卖国贼前总理一样的姓氏——“乌琵”。

这一切并不是巧合。她的曾祖父就是主张让义大利法西斯入主阿尔巴尼亚的前总理。她的爷爷是政治犯、奶奶是鄂图曼帝国省长的女儿、母亲则是“地主”的后代，且全家都是穆斯林。可想而知，这是一个注定被排除于体制之外的家庭。

然而，讽刺的是，蕾雅本人却深信社会主义。她赤诚地热爱着国家领导，相信宗教都是虚妄，还相信社会主义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为了保护她，家人对真实的家族历史三缄其口，甚至发展出一套隐语系统：被捕称为“上大学”，获释叫“毕业”，死刑则被说成“退学”。政治成了只能用隐喻谈论的禁忌。

蕾雅和家人的反差，构成本书前半部分的张力。她总是好奇：为什么爷爷上大学做研究，一去就是十五年？为什么家里都不挂上国家领袖的照片？为什么大人们对示威的“流氓”语带同情？这些疑惑，一直到体制崩塌以前，都令年幼的蕾雅百思不得其解。

虚无、抗争还是坚持自我

1990年，阿尔巴尼亚解除党禁。对许多人而言，这是自由降临的时刻；对十一岁的蕾雅来说，却是世界忽然失去座标的开始。她终于理解家族为何长期与国家格格不入，但还来不及重新安放自己，下一轮巨变已然到来。

1997年，自由市场改革失败，席卷全国的金字塔骗局崩盘，数十万人血本无归，国家陷入武装内乱。母亲只身带着弟弟逃往义大利，家庭自此分崩离析。不到十年，阿尔巴尼亚经历了从专政下的绝望、改革时的希望，到自由幻灭后的崩毁。

面对同样的历史断裂，乌琵家的三位成年人，采取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姿态。

父亲是一名厌恶权力的理想主义者。他反对国家机器的压迫以及市场的剥削。他愿意为弱者牺牲自己，却在国家大事上迟疑不决。父亲常劝蕾雅“别讲大道理”，表面上是厌恶离地的理论，但实际上，父亲对所有的解方都缺乏信心，只肯定反抗，却否定权力。到头来，父亲成了虚无主义者的拥趸，“一辈子都在谴责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却不支持任何替代方案”。

母亲则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她不信任国家和群体，坚信必须自己代表自己，也因此成了家中第一个加入民主党的人。她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奔走档案馆和法院，争取拿回家族财产。她不理解“女性主义”主张对女性的优待，相信女性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一切才是正解。也是因为她的过人行动力，让她在未与家人充分商量前，就带着儿子跳上了难民船。

奶奶则代表另一种姿态。她目睹家族没落、制度更迭、生离死别，却始终坚持“我依然是我”。她继续使用菁英阶级使用的法语，从未改变对文学、戏剧和威士忌的喜好。她并不缅怀过去，却也拒绝让现在改变自己。她从不将过去归咎于际遇，而是强调她自身的抉择。她教导蕾雅不要因为家族和利益决定政治立场，而是要选择对的立场。对奶奶来说，自由就是承认必然限制的存在，却依然自主地行动。

用回忆检讨理念、缝合对立

“只要目睹制度改变过一次，就不难相信它可能再变。”两次变革以后，蕾雅生命中仿佛再也没有确定的事物了。1990年，蕾雅熟悉的思维框架在一夕之间，连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些语言一起消失了。1997年的内乱，蕾雅被迫接受生命随时可能失去的事实。但蕾雅不愿意和所有人一样，渐渐地对真理不屑一顾。于是，她决定主修哲学，寻找答案。

求学过程中，她不止一次体会到理念与现实的割裂。在苏联、立陶宛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成为学院里的讨论重点。每当蕾雅尝试引述阿尔巴尼亚的经验，换来的却是“你们那里才不是真的社会主义”的回覆。真正的社会主义永远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

理念在家庭内部同样存在割裂。对蕾雅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稳定，自由主义带来破灭；对父母与奶奶来说，却恰恰相反。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却彷佛生活在不同世界。

为了缝合理念和现实的割裂，为了记录不同阵营的“自由”的面貌，蕾雅选择以这本回忆录作为答案，拒绝让自己的过去被否定，也拒绝为任何阵营背书。她记录社会主义如何塑造了她，同时毁掉了祖父的一生；也记录自由主义如何解除压迫，却引爆更深层的危机。

回忆录是蕾雅探讨“自由”的方式，更是她对“何谓自由”的答案。书中真正动人的不是对理念的探讨，而是鸡毛蒜皮的日常：邻里互动、家常斗嘴、发小游戏、个人兴趣，远比任何宏大理论来得真实。自由，在这里不再只是抽象概念，而是父亲的反抗、母亲的行动、奶奶的尊严。真实生活中，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主角，人性才是。少了记忆，那些人们的牺牲，终究会被化约成阵营对立的结果。唯有记住那些具体的人与他们的选择，人类才能在一次次被宣告“终结”的历史里，重新找回主宰自身命运的可能。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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