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谈华团转型

【天南余墨】

一般而言，华人社团（以下简称华团）多被理解为“基于共同宗旨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如刘崇汉所言，其形成原则包括地缘、血缘、业缘或共同利益等因素；组织形态既可能是传统社团，也可能随社会环境转变而催生新的运作方式。

正如吴华所言，华团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部分社团甚至延续数百年。在这段时间里，华团始终参与并影响华人社会的运作，因而也成为理解华人社会史不可忽略的一环。相关研究的综论性成果，目前有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刘崇汉《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等。

尽管现有研究对华团的形成背景与运作方式已有不少讨论，但对其职能在不同时期如何变化，着力仍然有限。由此引出的问题在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华团是否始终依循最初的共同宗旨运作？恐怕无法一概而论。况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华团所承担的事务内容、运作方式与社会角色，往往亦随之调整。

如此前提下，当代有关华团转型的讨论，是否仍适合以单一标准加以评估，便值得进一步思考，而这也是本文所触及的焦点。而本文所讨论的“转型”，乃是着眼于华团在历史条件与资源限制下，围绕既有核心职能，有意识、有方向的阶段性调整。这类调整未必构成组织目标的根本转换，而更多服务于其延续既有运作，并维持其在社会中的基本角色。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以下简称“广汀会馆”）这一历史较久、组织结构相对稳定的社团为例，通过其不同时期的运作情况，讨论华团事务调整的问题，并由此反思当下评价华团时容易忽略的历史语境与组织条件。

惟需明确的是，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族群政治，以及财务与会产结构，皆为理解华人社团的重要背景；然本文未逐一展开，而是将讨论重心放在华人社团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运作调整。

易言之，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当下关于华团转型的讨论，是否过度依赖单一的制度化评估方式，而较少考虑不同社团在历史脉络、资源结构与现实条件上的差异。因此，以下将透过具体个案，尝试提出该评估可能忽略的面向。

广汀会馆的职能演变

广汀会馆肇基至今已有230年（发源于1795年），是槟城历史悠久且具代表性的华人社团。

该会馆阵容庞大，辖下汇聚十八属会，涵盖广府、客家、海南及潮州四大方言群。具体成员包括：槟榔屿南海会馆、庇能番禺会馆、槟城东安会馆、槟城顺德会馆、槟榔屿中山会馆、庇能台山宁阳会馆、槟城新会会馆、槟城从清会馆、槟城三水会馆、槟榔屿惠州会馆、槟城嘉应会馆、槟城增龙会馆、槟榔屿大埔同乡会、北马永定同乡会、槟城肇庆府会馆、槟城海南会馆、槟榔屿潮州会馆及槟城汀州会馆。

广汀会馆的组织基础，源自丧葬与义山管理。据载，十八世纪末，该组织已负责广东暨汀州籍先民的安葬事宜，其后亦逐步发展为较稳定的公冢管理体系，并随着时间演进而扩展规模。其所辖公冢，至今已发展至第五公冢。

从广东暨汀州公冢碑刻可知，十九世纪以来，公冢陆续发展。如墓区规模与硬体设施逐步完善，使殡葬事务能够长期运作，同时也为会馆日后的组织运作，累积了必要的会产与经验。

1920年，广东暨汀州公冢与广府属盂兰胜会合并，广汀会馆遂告成立。合并之后，原奉于盂兰胜会之“列圣宫”神位迁入馆内，既有的祭祀传统与公冢管理事务，亦一并纳入会馆运作体系，亦以会馆名义延续不辍。

二十世纪中期，会馆事务重心逐渐由内部管理延伸至社会。1950年代，随着马来亚独立前后的社会变动，华社普遍参与公民身分的争取与公共事务。从当时的报章可以得知，会馆除捐助南洋大学基金、协助招募华裔警察外，也投入公民权相关事务，会务范围随之扩展。在此期间，会馆亦持续处理殡葬事务。面对墓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会馆亦于1962年设立火葬场，并于1976年完成筹备后启用，使殡葬安排得以延续。

迈入二十一世纪后，会馆在原有运作之外，也开始安排新的活动。自2022年起，书法、象棋等文化项目陆续展开，并固定为定期举行的活动。

2024年，会馆开始与高等院校合作，如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联合举办“马中学者槟江讲古论今谈马中”系列讲座，有关活动由该校历史系及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协办；同年，亦与拉曼大学合办“青年学者论坛——从马来西亚看中国：历史、文化及影视”，邀请青年学者发表论文。

2025年，会馆延续此一合作方向，与拉曼大学举办“人文与经济系列演讲”，邀请来自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学者，就音乐、文学、历史、宗教、民俗及经济等议题演讲；同年，亦与白伟权、阮涌俰、陈矜伶、陈剑虹、黄裕端、黄燕仪等学者合作出版《肇基槟屿 岿然成乡：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总坟汇编》，通过系统整理史料，呈现会馆的历史脉络。

这些事例反映，在华社逐渐重视文化传承与知识整理的背景下，会馆长期累积的史料资源，均成为其与学界合作的重要条件。

回顾广汀会馆发展历程，其组织形态最初以公冢与祭祀事务为主，随后确立会馆体制，并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处理部分公共事务。在不同历史阶段，会馆所承担的具体事务有所变化，但殡葬与义山管理始终构成其运作基础。二十世纪中期参与国家建设，以及其后因应墓地资源紧张而设立火葬场，均是在既有职能范围内拓展。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后，会馆在延续原有事务同时，开始从事文化活动，并与高等院校合作举办讲座、论坛及相关学术活动，皆可作如是观。

转型论述与评估方式再检视

承接前文对广汀会馆个案的讨论，可见华人社团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事务与公共角色，需结合其历史条件与组织基础加以理解。

惟据此前提，回看近年来有关华团转型的讨论，不难发现其中论述大多以制度现代化作为主要判断依据，重点也都放在章程检讨、组织民主化与治理结构调整。如有论者曾指出华团长期存在的头家模式、制度运作封闭及转型方向不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性建议。

确实，这类论述精辟地回应了部分华团在组织治理上的现实困境。不过，若上述视角被广泛用作评估所有华团的主要标准时，仍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毕竟，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华人社团，在资源条件、组织规模与社会环境上都有明显差异，其所面对的限制也不尽相同。

同样以广汀会馆为例，若单从组织民主化或制度更新的速度加以衡量，其近年的实践或许不突出；但放回其长期以殡葬与义山事务为核心的组织脉络来看，这些调整更接近在既有职能上的延伸。

当然，对于大型华团而言，制度现代化与文化保存并不冲突。但从以上事例而言，讨论华团转型之际，与其预先设定一套统一的评估模式，不如回到个别社团所处的结构条件，考察其在既有资源与限制之下，仍能承担哪些公共职能。大抵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具体地理解小型华团的处境与可能路径。

小型华团现实条件下的调整路径

如上文反复所述，广汀会馆的历程揭示，其调整往往围绕既有的核心事务展开，并随条件变化逐步延伸。而其中具启发价值之处，在于这些调整始终立足于自身条件与历史积累。

但需要强调的是，广汀会馆的调整经验，建立在长期积累的资源与组织基础之上。当研究对象转向资源与历史条件差异较大的小型华团时，其调整逻辑与可能路径，自然不同。

依此言之，若将这一观察放到这类华团的处境中，反而更凸显其窘境。如人口外流、成员老化、资源有限等问题，使小型华团难以同时承担多项事务，也迫使取舍变得更加直接。所以，这里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应判断哪些核心事务仍具社会意义，并据此维持组织的公共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既有讨论多以规模较大、资源条件相对充足的华团经验为基础，其路径未必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社团。所以，下文关于小型华团的讨论，旨在从现实条件出发，呈现其在资源受限情况下，仍可能维持公共关联的若干方向，而非提出规范性的转型方案。

其一，与其分散精力处理多项事务，不如恪守一项可以长期推进的工作。对资源有限的组织而言，史料保存或特定仪式的延续，往往比同时维持多项活动更为现实。例如，可以选择编纂一本会馆史或村史，甚至是祭拜仪式流程，作为阶段性的重点工作。

其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作往往比单独运作更为现实。通过与学界、文史团体或相关组织合作，小型华团仍可参与公共事务，并减轻自身的运作负担。

其三，维持对自身历史的基本记录与叙述，有助于小型华团在活动收缩的情况下，继续保有公共可见度。即便组织规模缩小，只要还能保存档案、整理记忆，把自己的历史说清楚，华团就不算真正退出公共空间。依此言之，谁来叙述这段历史，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比组织规模更能影响其是否仍被看见。

概言之，上述调整未必带来规模上的扩张，但有助于组织在既有条件下维持基本运作，并继续与公共领域保持联系。同时，这三条路径也可视为相互配合的做法，在不同阶段交替运用，作为小型华团在特定条件下，逐步将职能重心转向文化保存时，可供理解与参考的方向。

结语

综上所述，华人社团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事务，不完全相同，其运作内容也往往随着所处环境而有所调整。广汀会馆的历史显示，社团之所以得以延续，与其在各个阶段对事务重心的取舍密切相关。例如，殡葬与义山管理构成其长期运作的基础，其后出现的公共事务参与、文化活动与学术合作，皆是在既有条件下逐步展开的实践。

由此看来，与其反复讨论华团是否没落或是否成功转型，不如回到各别社团的具体处境，观察它们在现实条件下，如何调整自身所能承担的事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华人社团是否需要转型，未必是唯一需要回答的问题，更值得关心的，或许是我们是否具备一种基于历史脉络与结构分析的了解之同情。

然而，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着眼于华人社团在不同时期对运作内容的调整，并未对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族群政治，以及财务与会产结构等层面作系统分析。这些因素对华团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相关问题仍有待在其他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同时，本文在讨论中较多从文化保存与历史整理的方向思考华团的可能调整，这一取向本身亦有局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华团其实仍可能发展出其他路径，而不必然朝向文化保存一途，如社区服务或经济互助等。

此外，以上所讨论的广汀会馆，属于历史较久且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华人社团，其发展经验并不必然能够套用于所有类型的华团，如学缘性社团等。而且，文中延伸至小型华团的讨论，旨在从现实条件出发，提出可尝试调整方式，并借此提醒，在评估华团时，宜同时考虑组织规模、资源条件与所处历史阶段，以获取更贴近实际的理解。

但更需提出的是：从前瞻的角度进一步而言，若将这种基于历史脉络的了解之同情置于当下审视，华团（无论规模大小）维系公共联系的实践，其实也正面临数字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例如，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重塑着社群联系，认同形态的流变亦使华团与社会的互动日趋复杂。在此语境下，究竟如何清晰地叙述自身历史，并维持与公共领域的基本联系，大抵也不容忽视。或许，这也正是当下另一层值得思考也迫切思考的现实问题。

征引文献

1. 白伟权、黄燕仪主编，《肇基槟屿 岿然成乡：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总坟汇编》，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2025年。

2. 陈仲敏主编，《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一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73年。

3. 邓俊涛、郭贤福、陈慧君：《槟榔屿嘉应会馆会议记录（第一册）》，槟城：槟榔屿嘉应会馆，2025年。

4.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

5. 林廷佾主编，《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弍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年。

6. 宋燕鹏，〈跨越地缘、混合方言与认同边界——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途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总第267期）。

7. 张晓威，〈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与帮权政治〉，《海洋文化学刊》，第3期，2007年12月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现任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曾为南方大学专项助理研究员与《东方日报·惕斋随笔》专栏作者，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2024）、文集《天南余墨：南洋和马华文史札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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