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思掠影】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有言，“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要如何从繁杂的现象看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必然不可回避、忽略过往积累下来的经验与观点。传记、学者对话录、回忆录等同时包含私密自省、学识思想交流以及共同时代关怀的写作，能让我们从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洞察特定关怀的纵深面向。

20世纪中国是个动荡的时代，新旧传统、革命启蒙、再造颠覆等诸多历史旋律，构成了当代知识人直面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后来研究者反思时代的种种资源。这本《行走在裂隙当中：知识人与二十世纪中国》以“科举与中国士人文化传统之结构”、“中国革命的反思”、“20世纪知识人的命运”为主要脉络，访问了九位在现代中国史研究成果斐然的研究者，以学术对谈的形式，探讨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

访问者各有擅长的领域，从本身的学术兴趣和关怀出发，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有着耕耘多年系统与通透的理解。就笔者见识所及，这本对话录因应访问者与对谈人的专业，在科举文化传统、理解中国革命运动、知识人的形象剖析、清末与五四思想的再评价、东亚论述等领域，都有钩玄提要之效，令读者能够在精炼的内容之中，迅速掌握现代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几个重大课题的核心要旨。

其中，知识人、革命的相关内容，仍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对于中国尚有非意识形态导向，“凭着兴趣做学问”之理趣的读者，值得细读。

审视革命与大众文化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而论，本书有两个呼应现实现象的警语，分别可为现时极端亲中／反中的对立，以及大众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作个批注。

唐小兵访问中国新革命史研究大家王奇生时，谈到了革命话语再评价的问题：过往对于革命的美赞，现时则遭遇革命合理性方面的质疑与挑战。王奇生的响应，很是能够让关注现代中国的读者警醒：“把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讨论，不要简单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研究中国革命，有必要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页78-79）

这样一种讨论中国的视角，似乎于当代舆论圈子，已是难得。对于“中国”（文化意义或是政治意义皆然）的想象与评价，常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互贴标签的妖魔化，且易于陷入极端意识形态，而有着非历史的、不客观的、立场先行的既定认识。王奇生便认为，革命年代的思维、行为甚至话语方式，特别是绝不宽容的斗争文化，潜移默化地到了内心深处，延续且发展至现今左右派划分敌我的现象。

钱理群亦指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吊诡现象。结合当下美国攻击委内瑞拉而形成网上左右派的互骂抹黑——距今十年的访问，今日看来，能从中窥见了愈来愈极端，而局限在意识形态两端的立场斗争。到底为了“正义”，能够允许多少非常规的暴力呢？面对非常规暴力的惯性，又该如何解读及评判？对于中国“革命”的反思，或许能够提供不一样的思考资源。

孙歌在面对唐小兵提及日韩流行文化所带来消解中日韩三地历史隔阂的舆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明其没办法为复杂的国际现实，提供思考可能性的政治功能；现实政治的对抗，是难以用平板化的想象与大众消费心态进行深度思考。（页275-277）近日中日关系紧张，许多对日文化产业，包括二次元圈子都遭受重大打击。至于文化选择方面，恰似孙歌所提及“政治和道德的缠绕”，选择消费什么样的文化，都极为轻易地上升到“政治价值观”的表态与立场。

笔者认为，这类现象不仅仅是发生在被官方话语所掌控的中国，于台湾民间有关支语、原产地的争论，也都颇为反映了这种大众文化无法取代政治现实斗争；反过来而言，政治现实斗争影响了消费文化圈子的私人性，继而形成社会舆论压倒个人选择的风气。或许在自由社会当中，由于官方并未对大众消费文化作出严格的设限，应当有更高的自觉心，然而往往这样的现象，被前段所言的二元对立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统统都被合理化了。

20世纪中国知识人之命运

本书的一大主轴是20世纪中国知识人之命运。从较为宏观的视野来看，本书以“新旧知识人群体之命运”为枢纽，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中国思想的路经。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非常重视道德，以道德为内涵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中国伦理、社会、政治秩序的支柱。

现代中国的剧烈嬗变，冲击多年以来主导整个秩序的中国文化传统：士大夫群体新旧分化、乡土社会结构瓦解、重建全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方案，一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代价；后续之激进思潮、乡村建设方案、知识人边缘化的问题，大致都可从这个源头找到相应的问题根源。杨国强由此总结：“现代化过程使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同时这个过程也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读史常常是在为前人结账。你所提出的问题既关乎这一段历史的讨论，便已化为得与失之间如何结账的思考。”（页22）

那么，纵观全书，到底中国现代化进程，反映出了何种得失？中国数十年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两类知识人响应西方冲击，而期间所处的历史变迁，于救亡和启蒙（学界对此自然有非常多的辩论，此处只以访问内容而论）的需求下，为了改造中国，再创新社会，投身新思潮与新运动的浪潮。

唐小兵与胡晓明在交流科举制度对于知识人阶层的影响时，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见解：传统科举出身“读书明理”的士大夫阶层，因为有着乡土中国的政治文化经验，所以不太会有极端的观念或举动；废科举以后，新知识人阶层大多扎根城市，追求西方知识和文化，基本与乡土脱节，以致在观念上大多持有激进主义，崇尚一元化的社会改造方案。这或许能够提供思考的面向：许多论述在提出剖析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之弊（尤其与“专制”作一种本质结构性的链接），似乎并未多着重科举制度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自然在处理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上，未能有“同情之理解”。

自由主义的衰败

对于知识人左倾的历史现象，钱理群和余英时二人认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知识人接受与抉择诸多“新”（时代、社会、思潮、政治状况等）的原动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革命运，提供了知识人一种新的历史图景和社会想象，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思潮。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学术界关心的课题——何以最后大多知识人投身左翼思潮与共产革命？余英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打出“最彻底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理论系统的招牌，以学生“抗日救亡”的激情为引子，而被当成了五四新文化的最后归宿。（页250）

钱理群更以亲身经历说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于30年代以后的青年来说，并未有多大影响力。孙隆基亦在讨论自由派的立场时，认为“中国也没有成气候的自由传统”。（页147）由此可见，在特定脉络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20-40年代家国内忧外患的困境，提供解方的意识形态于思想舆论界被定于一尊，继而在救亡激情中开始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道路，“（共产党）终于在专政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送上意识形态的宝座”。（页253）

除了上述看似截然对立的新旧现象以外，更为普遍的是藉由文化传统来行反传统的革命矛盾，以及随着中国革命以后知识人的自我认同与政治改造问题。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以毛泽东动员底层民众为例子，提醒读者“底层大众不可能按照一个陌生的，抽象的理念或主义去行动，必须依托传统文化，民众才可能被吸引或者动员，但是革命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传统的文化”。（页122）然而，革命文化的建立不能只是承袭传统，而是需引导群众去参与新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让老百姓翻身”。在这一大背景下，早在边缘位置的知识人面对革命专制主义的旗帜，只能被迫放弃独立价值，接受改造。

面对政治方面的压迫，到底知识人是靠着什么思想资源在坚守底线的呢？书中提供了两条线索。古时从科举制度出身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他们除了是体制的官员以外，更是具有文学艺术鉴赏和表达能力的文化人。面对仕途不如意时，充满人文主义的文化系统会起到调解的作用，安顿自我与生命的意义。类似的脉络于高压改造时期，就书中所举例，则有沈从文、梁漱溟、顾准。以钱理群的话来说：“坚持自己的语言，坚持自己的话语方式”（页189），不迎合主流毛泽东思想，保持自我的独立。

警惕道德专制主义

书中尚有一警语，值得介绍予关注现代中国之历史命运的读者。每当中国境内有任何政治运动，笔者于网络空间，总会见着“不表态、行动即是维权暴政”的声音。类似这种打着“正义”旗帜，合理化所有强迫政治倾向的行为，恰也是在大改造时期，政治、社会要求整肃的缩影。

当自由阵营与非自由阵营被粗糙且草率地分成海北天南的二元，当中迎合政治表态的脉络，就被消解掉了。钱理群对此现象表示大多批评与苛论实在是“隔岸观火”和“居高临下”：一來忽视专制体制下个体处境之艰难，二则是运用高调道德的政治姿态，要求大家都永远正确的强制性，变成了道德专制主义，“恰恰是极权政治、极权体制的最本质的特点之一”。（页199）

前文所引诸多话语，皆由唐小兵在十余年间不同场合，与各学者所进行的学术对谈而来，基本呈现学者多年读思的核心情怀。几个重大问题，不只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判断，亦可为当下愈来愈分裂、激进、民粹化的社会，提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王智霖，中文系和历史系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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