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折痕】

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治论述中，“萨拉菲”（Salafism）与“瓦哈比”（Wahhabism）往往被混淆使用，成为一种带有强烈贬义的政治标签。

然而，这一现象掩盖了马来西亚伊斯兰光谱中的复杂情况。比如说，最近内阁改组中被撤换的宗教部长莫哈末纳因，以及他所推动的《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RUU Mufti）为何引起各方争议，便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什么是萨拉菲主义？

要理解马来西亚的宗教生态，首先必须修正对“萨拉菲”的一元化理解，它绝非原教旨主义一词可以轻易说明。

在思想史上，萨拉菲主义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迭代，这两股力量在马来西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义来说，萨拉菲主义指的是回到穆罕默德及其后三代追随者所诠释的纯净伊斯兰教义，而在近代推动这股思想变革的是著名的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及其弟子阿布都（Muhammad Abduh）。

对他们来说，伊斯兰在近代面临列强侵袭和持续衰弱，是因为穆斯林的思维在教法的束缚下已然僵化。为了重新打开改革的大门，有必要突破重重框架，直接回到穆罕穆德与其后三代先贤们身上去寻找诠释伊斯兰的方法，想办法让伊斯兰拥抱现代科学与文明，寻找穆斯林的未来。比起盲目遵循教法（taqlid），他们更强调独立诠释（ijtihad），以迫使伊斯兰更有效地回应现代议题。

阿富汗尼的理念又被称为泛伊斯兰主义。这种试图团结穆斯林世界的努力传播到了马来半岛，为早期的伊斯兰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Kaum Muda，正是受到萨拉菲运动影响而诞生的所谓伊斯兰改革主义者。

玻璃市是马来西亚唯一的萨拉菲州属，因为其宪法、教令（fatwa）等均不限于特定学派，这与其他州属严格遵循沙斐仪法学派（Shafi'i）相异。这种试图主張直接回归原始经典、取各家之长的意识形态，正是萨拉菲派通过Kaum Muda散播到马来半岛的复兴思潮。

但是，他们也不自称萨拉菲，而是自称“Golongan Sunnah”，以此强调自己与本地传统的Golongan Madhhabi之间的区别。他们的目标，是希望透过经典与理性的结合，来应对现代的挑战，并且他们认为守旧的Golongan Madhhabi无力回应这种挑战。

瓦哈比主义

1970年代以后，沙地阿拉伯因为石油资源而实力大涨，于是他们便开始透过大使馆以及马来西亚政府所资助的机构宣扬其瓦哈比主义。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沙地阿拉伯所奉行的萨拉菲主义支派，与之前所述的有不少区别，但都同样希望回到原始经典去寻找答案，只是瓦哈比主义又特指源自18世纪阿拉伯半岛内志地区、具有强烈排他性与军事扩张历史的这个支派。

沙地通过驻马大使馆雇佣本地留学沙地的学生，向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传播瓦哈比思想，受到沙地官方支持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大會（WAMY）则与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等组织紧密联系，资助出版活动。

ABIM早期尤其深受萨拉菲主义影响，时任主席安华也曾引入萨拉菲传教士训练ABIM干部。萨拉菲主义的根据地玻璃市，其宗教局也与沙地大使馆保持良好关系，经常邀请该国学者前来演讲，以及获取沙地的奖学金名额。

实际上，安华是我国萨拉菲化的重要推手，尽管他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瓦哈比教义追随者（他更倾向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模式与阿布都的现代主义萨拉菲色彩），但他于1982年被马哈迪吸纳进入巫统政府后，便开启了我国伊斯兰化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安华加入巫统政府，其实是受到来自北美的知识伊斯兰化推广者Ismail Raji Al-Faruqi的劝说，而al-Faruqi也被视作北美萨拉菲主义的传播者。随后，安华便着手推动了伊斯兰大学的建立，该大学至今仍受沙地阿拉伯资助，使得萨拉菲主义在马来西亚的高教系统传播，可以说深深影响了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

为了与伊斯兰党竞争，安华推动了我国伊斯兰官僚机构的扩张。他将许多前ABIM成员引入政府部门（正是前文所述受沙地萨拉菲主义者培训的一群人），逐渐将马来西亚的神学架构转向萨拉菲所强调的立场，进一步使得年轻人不自觉地接受了萨拉菲-瓦哈比的神学教义。

这种官方推崇的伊斯兰版本排斥了马来社会长久以来融合了本土习俗与苏菲主义（Tasawwuf）的传统信仰方式。于是，许多原本属于马来传统的宗教实践（如皮影戏中的泛灵元素）开始被视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或“异端”（bid'ah）而遭到边缘化。

这种官僚伊斯兰化，使得在这一时期，不仅玻璃市的宗教诠释得到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大量留学阿拉伯地区（特别是沙地与约旦）、深受萨拉菲-瓦哈比思想影响的宗教学者回国后，也迅速填补了这一庞大官僚体系的职位。

Kaum Tua的反击

与此同时，传统派也试图对这样的进程进行反击，致力于恢复和重新推广被萨拉菲派视为异端的传统实践。从早期的Kaum Muda受限于玻璃市，便知道这个派系在我国的传播必然受到传统派的打压，这是因为从神学根基上，这两个派系就彼此互不相容。

这群以捍卫沙斐仪法学派正统地位、坚持阿什尔里神学（Ash’ari）为己任的宗教学者与群体（例如ASWAJA组织），深感自身的权威受到挑战。其实“瓦哈比”这个称呼本来就是正统派学者用来攻击政敌所创造的贬义词，瓦哈比运动的支持者一开始都拒绝这个称呼，认为自己只是在恢复纯净的伊斯兰教，而非创立新派别。所以我国的传统派也曾利用瓦哈比标签来攻击改革派。

在这个语境下，“瓦哈比”和“萨拉菲”不再仅仅是一个神学名词，而变成了一个带有恐怖主义联想（与ISIS、基地组织挂钩）、意味着“分裂穆斯林社群”的政治骂名，甚至连安华早期的改革理念在某些极端传统主义者的口中，也被视为破坏马来传统伊斯兰的“瓦哈比渗透”。因此，萨拉菲与瓦哈比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成为彼此攻讦的标签与口号。实际上，萨拉菲网络当中不少组织与恐怖组织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回头再审视不断被延迟的《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法案强调神学上遵循阿什尔里或马图里迪（Maturidi）学派，法学上遵循沙斐仪学派，毫无疑问其中一个目标是针对萨拉菲主义的清洗，以及遏制沙地阿拉伯裹挟瓦哈比主义对马来半岛造成的国安问题和影响，但是同时得罪了开明派（担心自由受限）、萨拉菲派（担心被清洗）以及非穆斯林（担心世俗体制被侵蚀）。部长的更换，也许与这些斗争有关。

这种僵化的限制是好事吗？也许还有更多讨论的空间。但这场法案的风波，以及后续部长更迭，都是这场百年神学路线之争的其中一役，而这样的斗争却客观上压缩着思想与言论的空间。

谢癸铨，播客《就事陋室》主播，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IIUM）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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