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为何难以入罪？又该如何解决？
2018年以来，涉及21名顶层政治人物的28宗贪腐案件，有超过一半最终不了了之，而检方撤控、案件延误，正是其中的原因。
制度改革倡议组织安盛专案（Projek Sama）研究也发现，缘于缺乏规范政治献金的专法，部分政治人物（包括一名前部长）的控罪得撤销。
这项研究审视了涉及21名现任与前任国会议员或州议员的28宗贪腐相关（如洗钱）案件，最早可追溯到2018年，即希盟政府凭借扫贪承诺，第一次上台那一年。
这21人涵盖一名前首相、一名现任副首相、数名前部长、政府机构与政府官联公司负责人。完整名单见此处。
2018年以来，涉及21名顶层政治人物的28宗贪腐案件，有超过一半最终不了了之，而检方撤控、案件延误，正是其中的原因。
制度改革倡议组织安盛专案（Projek Sama）研究也发现，缘于缺乏规范政治献金的专法，部分政治人物（包括一名前部长）的控罪得撤销。
这项研究审视了涉及21名现任与前任国会议员或州议员的28宗贪腐相关（如洗钱）案件，最早可追溯到2018年，即希盟政府凭借扫贪承诺，第一次上台那一年。
这21人涵盖一名前首相、一名现任副首相、数名前部长、政府机构与政府官联公司负责人。完整名单见此处。
这28宗案件，有10宗最终是因为总检察署在不同阶段撤控而了结。
“这些案件中，法庭的角色仅限于授予‘释放但不等同无罪’（DNAA）或‘无罪释放’（DAA）裁决。”
“这10宗撤控，有3宗属于合理撤回，理由分别是被告身亡、技术性更正、审前缴付罚金。”
安盛专案说明，如若是在经过完整审讯后给出DAA裁决，则这项裁决应当视为有效且正当的。
“然而，如果这项DAA或DNAA裁决是缘于《刑事程序法点》第254条文下撤控，抑或总检察署在检控或上诉时出现严重延误所致，则将削弱公众的信心。”
这28宗案件中，有9宗仍处于审讯阶段，另有2宗被带到了联邦法院。
只有一宗是以被告入狱告终，即前首相纳吉的SRC案。
延误与疑云
安盛专案指出，从部份案例可以看出，撤控与延误，加之总检察长的职权重叠，导致这些案件最终导向DAA或DNAA裁决。
该组织举例纳吉涉及的另一宗案件，即国际石油投资公司案，纳吉与财政部前秘书长依尔万被控以失信罪，涉及金额66亿令吉，却因检方延误而在去年11月27日获授于DNAA裁决。
延误的原因是检方无法交出部份政府文件，这些文件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被列为机密。
“关注度高的贪腐案件在审讯多年后仍无法给出裁决，甚至连审讯都还没开始，这只会加深公众司法不公的观感。”
“无论是什么技术理由，无法将案件带入庭审，都会造成一种印象：在政治敏感的检控中，体制性的障碍恰好出现，而其它案件却能顺利推进。”
与此同时，副首相阿末扎希在健思基金案中获得DNAA裁决，也因时间点与总检察长换人而引起外界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扎希案件的撤控申请是由时任检察官的（现总检察长）杜苏基于2023年9月4日入禀，据报是时任总检察长依德鲁斯在合约届满仅剩一天、下任总检察长特里鲁丁上任前两天所下的指示。”
扎希2019年在本案中被控47项失信罪，他涉嫌借基金会受托人之便挪用26万令吉的基金会款项。
他在2022年被令出庭自辩，于2023年在检方申请下获授DNAA裁决。
政治献金与陈情书
安盛专案发现，其中3宗案件，检方是以陈情书作为撤控依据，情况令人担忧。
这些案件分别是扎希的健思基金案、前槟州首长林冠英的购屋案、沙巴元首慕沙阿曼的贪腐案。
“陈情书是个合法机制，允许被告陈述理由以供检方重新考虑提控，但在这些案件中的使用方式，却引发了对检控决策透明与问责的重大疑虑。”
与此同时，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的案件则凸显制订《政治献金法令》的必要。
东姑安南早前被定罪，处以监禁12个月与罚款200万令吉，最终却在2021年7月16日获上诉庭裁定DAA。
上诉庭多数意见认为，汇入其账户的款项是某人士就两场补选给予巫统的政治献金。
弥补漏洞
为解决上述问题，安盛专案建议落实多项改革，包括制订《政治献金法令》以监管政党收取捐款。
“相关法律应当清楚区分合法的政治捐献，即政治人物或政党可适当接收的捐款……以及构成贪腐的非法报酬。”
“明确的法律界定与申报要求，将能够减少灰色地带，有助厘清检控决策及公众对政治人物行为的评断。”
总检察长分权也势在必行，毕竟既有的职权重叠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总检察长既是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同时又行使独立的检控裁量权。为了回应外界对政治干预的疑虑、确保检控的独立，这两个角色必须分开。”
该组织补充，这项分权必须伴随成立独立的检控机构，该机构须对公众负责，不受当权政府的政治压力所影响。
该组织认为，唯有落实这些改革，公众才会继续对司法体系抱有信心。
“数十年来，马来西亚人一直对不公执法深感挫败，尤其是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上。社会出现了两套标准的观感，大白鲨和江鱼仔所受到的对待截然不同。”
“公众普遍认为，拥有政治关系的违法者经常能够逃过定罪或严厉处罚，不是因为案件的性质，而是他们的权力、财富，或与掌权者的政治立场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