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电网之外：黑暗中的达加村故事

沙巴选举

达加（Dagat）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沙巴的故事。

正如这些河边村落处在州政府关怀的最边缘，沙巴本身也出在联邦权力的边缘，资源丰富，却回报稀少。

数十年来，有关沙巴石油、电力、发展拨款的决策，一直是在遥远的地方作出。在那些部门眼中的沙巴，就如同亚庇眼中的达加，遥远、渺小、统计上无足轻重。

昔加麦河（Segama River）下游深处，达加村，一个没有电网连接的小聚落，在没有宪报道路、医院、稳定电供的情况下坚忍度日，仰赖的是始终未能真正到来的希望。

村民们靠着脆弱的网络讯号与外界l连接，却因道路不通依然与世隔绝，依然生活在柏油路与关注之外。

拂晓时分，村庄在引擎声与祈祷声中醒来。

潮水仍低，男人们已开始把木船推入黑暗的水域，前往渔获一年比一年少的捕捞地带。

这是如同河流般古老的节奏，由世代生活在沙巴其中最后一片繁盛红树林的人们一再重复。

最近的城镇哥打京那巴当岸（Kota Kinabatangan）距离这里大约是四驱车的车程三小时。

村民过去仰赖发电机供电，每晚仅能运作数小时。

如今，20户人家获沙巴永续协会（Forever Sabah）安装30kWh太阳能供电系统，这是村子首次拥有不被引擎噪音打扰的夜晚。

达加村民兼沙巴永续协会协调员罗斯娜（Rosnah Kassim）说，“我们所有的能源都来自太阳能，但不够强，只能供应电灯、电视，和为手机充电。”

“我们今年才装上网络信号塔，但猴子总是爬上去把电线弄断。”

达加村民多属帝东族（Tidung），因洪泛平原长期水患，而被迫于1940年代左右迁入此地。

如今，达加村约有40户家庭居住。夜里，村里隐约泛着微光。孩子们在手电筒光照下做功课；父母坐在木质走廊上，聆听虫鸣与河岸远处的笑声。

这里安静，却从未真正静止。

黎明前就开始的债务

在这里，河流养活了大部份人，但利润却流向别处。

渔民向当地称为“头家”的批发商借贷——头家们提供燃油、冰块、鱼饵，渔民在售出渔获后还款，然而，渔获价格永远是由同一批头家所决定。

达加妇女经济组织负责人哈丽玛（Halima Bisan，49岁）说，“等我们付了油钱后，就几乎什么都不剩了。”

“头家的收入是我们的四倍。我们只能勉强负担白米和下一趟出航的开销。”

在达加售价8令吉一公斤的石甲，在亚庇可以卖到30令吉以上。

曾经有个小型渔民协会试图绕过中间商，但因为没有冷藏设施、像样的道路、政府的支持，最终倒闭。

下游更远处，来自慕米昂（Mumiang）、必达士拉勿（Pitas Laut）、理塘（Litang）、斯里甘达（Sri Ganda）、敦顿波哈因（Tundun Bohangin）的渔民也诉说着相同的故事，同样困在这张由借贷与控制编织的渔网中。

每个平日的早晨，约有十辆四轮驱动车停在村口排成一列，载着约20个孩子，前往一小时车程外、需要穿越满是泥泞园丘道路的帝东村国小（Sekolah Kebangsaan Kampung Tidung）。

这里没有校车，只有家长轮流开车接送。

四个孩子的母亲，努琳（Nurin Jafar，34岁）说，“遇到道路淹水，我们就去不了。”

“孩子有时会连续缺课好几天。”

至于中学，孩子们则必须寄宿在距离五小时车程的武吉加拉姆国中二校（SMK Bukit Garam 2），只在节假日才能回家。

“我们希望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但这感觉就像是在把他们送离我们身边。”

生与死的漫长等待

这里的多数婴儿是在家中出生。村里产婆凭借着草药疗法和数十年经验接生。

负责服务达加等地的政府流动诊所很少真正到来，每隔数月才来一次，在河水暴涨或雨季时就索性不来了。

村民拉希玛（Rahima Lajim，62岁）说，“他们下雨时不会来。所以，我们大多依靠产婆和传统药物。”

空中医疗直升机服务在2017年停止，另一位母亲表示，“之后什么都没了”。

努琳则忆述，有数名病患是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去世，“现在，如果你生病，就只能等待。如果你死了，你就死在这里。”

“这段路实在太折腾、太长了。”

冠病疫情封锁期间，其中一名妇女甚至不得不在医院住上两个月，才能把孩子生下来。

永远到不了的政治

达加，以及附近的村落——慕米昂、必达士拉勿、理塘、斯里甘达、敦顿波哈因——全都隶属苏高州席选区和京那巴当岸国席选区。

两者目前均由巫统所掌控，苏高州议员为杰菲里阿里芬，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则长期以来都是邦莫达。

这些沿着河流的定居点，选民人数不足2000人，相较城镇区域，只是很小的一部份。

罗斯娜表示，“无论我们投票给谁，也改变不了什么。政治人物只会在道路干燥的时候出现。”

他们仍然投票，更多是出于责任而非信念，然后希望乡村发展的承诺有一天能传到他们这里。

然而，经验却告诉他们，关注取决于人口数量，而他们的人数太少，不足以引起重视。

讽刺的是，达加的无助，正映照着沙巴在联邦的挣扎。

正如达加的声音在亚庇太过微弱以至无人倾听，沙巴的诉求在布城也显得微不足道。

这种不平衡重复在每个层面：被州政府忽视的村落，被国家忽视的州属。

沙巴为联邦贡献了数十亿的石油、木材、棕油、税收，但这些财富大多以其它地方所决定的拨款形式回流，有时迟到，有时根本未到。

联邦政策承诺共享繁荣，但对于这些偏远湿地村落的家庭来说，连最基本的资源获取仍然是个梦。

沙巴在222个国会议席中仅占25席，从未足以改变权力平衡，但常常足以左右局势。

然而，这些影响力几乎未能传递到苏高选区内散落的村落，道路依旧未铺，承诺仍未兑现。

就像昔加麦河下游的2000名选民一样，沙巴忠实投票，但选票分量太轻，无法撼动天平。

村民在州政府眼中可能是隐形的，但州政府在联邦眼中同样常常隐形。

尽管如此，达加依旧生存。

村民玛丽娜（Marina Ida Matin，53岁）的丈夫坚持绕开中间商，将渔获直接送到城镇市场，“我们互相帮助而不计报酬，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其他人，如哈丽玛，经营小型合作社，加工虾米和鱼饼，赚的钱仅足以购买燃油或上学用品。

曾经为幼鱼提供庇护的红树林，鱼群在上游开垦压力下正逐渐稀少。

然而，村民依旧撒网捕鱼，相信潮汐、河流、彼此。

玛丽娜说，“我们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但如果没有鱼、没有电、没有帮助，我们将怎么办？”

这个问题随着昔加麦河流淌而下，未能得到答案，就像达加大多事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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