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近期的沙巴选举再次回到同样的姓氏。同一个家族的人，既可以是执政党，也可以是在野党；既可以在州层级执政，同时又在联邦拥有位置。对外人而言，这种情况看似荒谬，实则在当地社会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不会再特别提出质疑。

很多时候，人们把家族政治解释成“地方文化”，好像沙巴人或菲律宾人，就是习惯依赖大人物家族。然而，如果把视野放大来看，会发现这并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从殖民时期积累下来的历史遗绪，再加上资源分配的逻辑不透明、政党制度始终薄弱，最后共同形成的政治结果。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族在沙巴或者菲律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是历史如何造就了这些政治家族。

家族政治不是传统，是殖民遗产

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沙巴，家族政治最初都不是地方人民自然形成的传统，而是殖民时期治理结构的产物。菲律宾的西班牙统治者通过贵族阶层（principalía）把地方治理外包给少数家族；北婆罗洲的殖民政府则依赖地方酋长体系，授予他们税收、土地管理和行政权力。这种安排让家族累积了权力，并为后续政治延续奠定基础。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邻近的砂劳越。布鲁克家族（Brooke Family）统治时期，通过建立一套相对制度化的行政和法律体系，使权力和治理不完全依赖家族个人，而是逐步制度化。相比之下，沙巴的家族政治更多依赖领袖的个人魅力与地方网络，缺乏明确的制度约束，因此权力的延续更多依赖家族在地方社会的资源与关系，而非制度本身。

换句话说，沙巴的家族政治不是文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历史条件下，由制度空白和资源依赖共同塑造的结构性现象。

分散、地方性强的社会结构

沙巴的社会结构非常分散，同时族群高度多元。主要族群包括卡达山杜顺、巴瑶、毛律、龙骨斯、华人、马来及其他少数民族，每个族群不仅语言不同，文化习俗、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卡达山杜顺社群强调传统领袖与仪式，巴瑶社群多以海洋生活为中心，而穆斯林社群又有其宗教组织网络。

这种高度多元与地方性，意味着选民在政治上更依赖熟悉的个人或家族，而不是抽象的政党理念。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为自己争取利益，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或兴趣去深入理解政党的理念，许多人关注的更多是日常生活的吃喝穿住是否受到影响。政党和政策议题在这样分散的社会中难以形成统一吸引力，而家族、姓氏和地方网络则提供了选民理解政治、降低风险的可靠渠道。

在菲律宾，也有类似情况存在：描笼涯（barangay，村级单位）文化和地方族群网络让家族在地方政治中占据核心地位。沙巴的多族群结构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家族政治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结构性选择。

在资源依赖社会里，家族就是制度

无论是沙巴还是菲律宾，资源分配长期以来不是由制度化的机制决定，而是依赖个人和家族网络运作。沙巴地方领袖掌握着发展基金、道路和水电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分配权，同时也影响土地审批和社区福利资源的流向。例如，某些道路或水利项目会优先落在家族支持的选区，或由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承接施工，从而巩固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

相同的，沙巴的森林资源管理也体现出这种模式。木材开采权的审批通常掌握在地方政治人物手中，而获准经营的人往往与家族或地方网络有联系。这不仅让家族积累财富，也提供就业和经济机会，进一步强化选民的依赖。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选民知道一个没有资源渠道的候选人，即使政策讲得再好，也很难实际地做事。于是，家族成为资源流通的中介体系，资源依赖越强，家族网络就越稳固。这也是为什么“新人”很难突破现有结构——不是他们能力不够，而是缺乏必要的资源链接和网络支撑。

没有确切的制度，人比党重要

在菲律宾，政党本身往往没有稳定的理念或组织纪律，政治人物常常换党参选，跳槽文化也常被菲律宾人民诟病。在地方政治里，家族网络才是真正能维持选票和资源流动的核心。

沙巴也有类似情况。地方政党忠诚度不高，议员经常在不同党派之间跳来跳去，而家族或地方网络才是能够提供稳定动员和资源的力量。掌握资源和基层联系的家族，比政党更能影响选民的选择，确保政策或项目能落实到自己控制的选区。因此，可以说，在资源分配和制度不够完善的地方，家族网络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的核心结构，而政党往往对他们来说只是形式上的平台。

沙巴与菲律宾的例子说明，家族政治并不是巧合，也不是文化缺陷，而是历史与社会结构共同形成的政治逻辑。如果资源分配继续以家族为单位继续流通，政党制度将会更加弱化，家族政治自然不会自然消失。问题从来不是选民不成熟，而是制度不给他们更多选择。只有当资源透明化、地方治理更制度化、政党更具一致性，政治才有可能摆脱同一个姓氏的循环。

吴佩君，来自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所，东盟研究专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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