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近期，来自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讲座中声称“罗马人曾向马来人学习造船”，引发社会哗然。这类荒谬的“虚构学术”现象在我国已非首次出现。事实上，以民族历史优越为中心的叙事框架早在去年便显露端倪，例如对马来航海史中“激情之船”（Mendam Berahi Boat）的夸张描绘。

令人震惊的是，这位教授虽屡遭学术界批评，却在YouTube上坐拥上万粉丝，部分短视频更高达30万浏览量。她的追随者被那种民族自信言论所感染，纷纷高呼要“重振马来文明”，“重拾马六甲王朝的辉煌”。即使这些言论缺乏史料支撑，但在普罗大众眼中，它们却被视为民族自信的象征。此现象不禁令人反思：为何马来社会如此热衷于将自身历史神话化、浪漫化，并以想象的过去塑造民族身份？

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与马来英雄主义

这种“想象的过去”并非孤例，而是一种典型的堂吉诃德式历史浪漫。正如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以幻想对抗现实的平庸，部分马来知识分子也通过神话化叙事为民族建构宏大的自我形象。

在《马来纪年》中，我们看到马来人被溯源至远古王朝、圣贤乃至海外帝国的传说。这些并非理性且纯粹的历史记录，而是一种身份想象的文学表达。类似的叙事模式亦延伸至当代文化产品中。电影《末基劳：英雄的复活》以民族自豪与爱国主义为主轴，在后疫情时期创下逾9000万令吉的票房。无论其史实是否准确，影片以英雄主义手法重塑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记忆，使“我”成为捍卫尊严的英雄，“我”即堂吉诃德式的骑士——如同汉都亚般，单枪匹马打败满者伯夷的将军。

这种以民族英雄为象征的叙事，之所以能引发情感共鸣，并非源于民众的无知，而是出于一种深层的心理防御机制：在殖民遗绪与全球现代性的双重压力下，马来社会渴望通过被想象的历史重建尊严与主体性。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既是对失落感的回应，也是对现实焦虑的文化修辞。

制度赋予的身份与主权的幻象

马来社会热衷于神话化历史的根源之一，是被制度化的身份焦虑。表面上，国家体制为马来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与法律保障——《联邦宪法》第153条确立了土著特权，国家话语更不断强调“马来主权”的中心地位。从政治代表、教育名额到经济配额，这一切看似在巩固马来民族主体的地位，然而，这种以制度维系的主权感，却是一种外壳式的安全。当一个民族的身份必须依靠宪法条文来界定，意味着其自我认同已不再是文化经验的自然延伸，而是被国家机器所规定的存在。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这份主权的合法性与真实的历史记忆并不吻合。马来文明确实经历过辉煌——马六甲王朝的海上贸易、开放的航海精神、与区域文明的交融，那是一种自信、流动而具有创造力的文化力量。然而，现代却将这种活跃的文明精神冻结为静态的政治身份。过去的辉煌被压缩为象征性的被保护对象，从动态的文明变成被简单定义的标签。于是，从一个曾参与海上贸易、与世界对话的民族，如今却被限定在制度框架内，以主权话语取代文明精神。法律给予了权力，却也制造了不安，因为那是一种纸上主权，一种需要不断被重申才能存在的身份幻象。

虚假的历史与现实的无奈

当现实情况与想象的自我产生脱离时，浪漫的历史神话便成为补偿性的出口。法律上的特权未能带给马来民族真正的自信，反而让民族陷入“被保护者”的被动角色。于是，“马六甲的辉煌”“马来航海帝国”这些浪漫且神话的叙事，成了填补现实空洞的象征。马来社会通过想象的过去重建尊严，在神话中寻找宪法无法给予的灵魂叙述，那是一种活在过去的集体策略。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使这种幻象更加脆弱。在文明的冲击下，资本与信息的流动削弱了国家主权的实际效力，也模糊了民族身份的边界。马来青年在跨国竞争与文化同化中发现，宪法式特权并不能提供给他们实际的安全感。当经济与文化的权力被全球资本重组，他们只能在想象的过去中找回被剥夺的掌控感。现实的无奈促成了历史的浪漫化——当未来无法被想象，唯有过去仍可被重写。于是，马来社会在堂吉诃德式的梦幻中，挥舞着历史的长矛，对抗时代的风车，既是浪漫，也是绝望。

若民族神话是集体潜意识的投射，那么马来社会所执着的历史浪漫主义，并非荣耀的象征，而是创伤的回声。制度赋予了他们身份，却无法赋予他们真正的安全感；全球化带来了现代性的秩序，却也撕裂了文化的自我。于是辉煌的过去成为心理补偿的避难所，“主权”与“特权”的叙事则化作焦虑的防线。在这种自我神话化的循环中，历史被转化为情感的麻醉剂，而非反思的工具。真正危险的，并非神话本身，而是当一个民族开始以幻觉逃避现实时，他也同时失去了重新想象未来的能力。

吴佩君，来自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所，东盟研究专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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