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80周年：官方道歉以外的沙巴经验

【沙砂作响】

2025年8月，新马印好不热闹。这是马来西亚建国62周年，新加坡建国60周年，印尼建国80周年，也是二战结束80周年的月份。

印尼的独立和二战结束紧密相连，但近年更加强调印尼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国族主义。新加坡独立的月份恰好是二战结束二十周年，在独立逢五逢十的里程碑，实在没有必要强调“小国大业”以外的创伤苦难。

马来西亚的国庆月跨越八九月，时间点没那么尴尬，但二战80的记念活动似乎只停留在华社圈子。

只有华人在乎？

今年，大马华社的主流论调是：没有官方的二战纪念活动，只有华社在乎。华社的确展开了创意，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公祭活动、走读遗迹，甚至开幕南侨机工纪念馆等活动。

同时，中国又推出大量影音作品推高中华民族主义，部分华社普遍期待《南京照相馆》等抗日作品的上映。

面对二战记忆，我们似乎留在熟悉的种族框架：马来掌权者不想正视二战记忆，因为当时大部分马来统治者与贵族和日本合作。因为华人是二战最直观的受害者，马来西亚政府不想用国家视角，承认华社当年保家卫国的努力。

一如往常，在这个论述里，马来人和华人以外的声音都不见了。

日军的多面性

去年因台剧《听海涌》的播出，笔者采访了将山打根死亡行军路线变成旅游配套的导游谭耀光先生。《听海涌》描述的是台籍战俘监视员如何作为日军一份子，在沙巴雨林所经历的故事。

其实不少人忘了，二战时期的中国东北、台湾、南北韩等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侵占南洋的“日军”只是一个泛称，其实包括大约一半的非日本出生军人，又以台湾人占多数。

台籍战俘监视员的身分，正好可以凸显日军内部的阶级。尤其在战争后期，台韩籍的士兵长期挨饿，处境不差于战俘。

过去20年来，谭耀光为国内外游客多次导览山打根死亡行军路线。他告诉笔者，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躲在沙巴内陆的日军，也经历了另一场死亡行军。

在联军的命令下，他们从沙巴内陆的冰厢岸翻山越岭抵达保佛，死伤无数。更悲惨的是，这段记忆却不被日本政府承认，这些日台士兵的后代也毫不知情。

大马唯一官方活动

每年8月15日的“山打根日”纪念活动，是马来西亚唯一纪念二战的官方活动。山打根日纪念的是山打根死亡行军中被壮烈牺牲的士兵，由沙巴旅游局和山打根市政府所联办。

今年，除了当区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当天还来了英国、澳洲及纽西兰驻马来西亚的最高专员。沙巴旅游局也因应80周年，举办线上活动，收集民众的寄语与故事。

沙巴旅游局开放现场直播之余，现场也来了英澳和马来西亚的士兵后裔。这些家属的子孙，不分白人、华人和沙巴原住民，也不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来自日本的小学生团

更特别的是，现场还来了一群来自日本各地的小学生代表。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为遇难者献上花圈和象征和平、治愈和希望的千纸鹤。

根据出席者Johnny Lu在面子书公开社团“North Borneo Historical Journal”的帖文，日本代表团向主办方表达了另一种“3R承诺”：尊重（Respect）、责任（Responsibility）和代表性（Representative）。

“尊重过去：尊重所有在这一悲惨历史篇章中丧生的人，以及那些继续铭记他们记忆的家庭；对现在的责任：了解山打根发生的事情，并以诚实和关怀的态度将这个故事传承下去；对未来的代表：这些学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未来。”

这感人的表态和举动，在在表现了我们在追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之余，民间力量所展现的另一种可能。

当二战记忆成为全民符号

由此可见，沙巴政府与民间对二战记忆的处理，显然和西马不同：这里没有种族或宗教分歧。

事实上，沙巴政府过去建了不少二战纪念公园。除了山打根二战纪念公园，还有位于昆达山和保佛的二战纪念公园。另外，亚庇还有纪念双十起义的公园。

这些纪念活动，不只是温柔的提醒，也是促进外交和旅游的契机。每年，来自纽澳英日的游客定期前来走访。在家乡保佛纪念公园的留名册上，笔者看到不少澳洲游客专程过来。他们所留下的签名与留言，比本地旅客多数倍。

笔者也亲自见证过日本遗族会亲自雇佣本地导游，走访沙巴各地，寻找先辈亡灵的足迹。其中一位中年女士事后电邮笔者，用简单的英文表示，“我要谢谢你们的善意，我不会忘记沙巴,因为我爸爸已经成了这里的泥土。”

如此的民间交流，是官方道歉以外，更有穿透力的弥合。

沙巴二战经验的潜能

山打根死亡行军路径重新发现的时候，刚好是二战结束一甲子。在这20年期间，台湾士兵作为“加害人中的受害人”的角色，一直缺席。

今年，在笔者的牵线下，沙巴留台同学会、马来西亚人才培育暨产学合作协会和谭耀光合作，三方在8月29日合办一场学术论坛。该场学术论坛也有幸邀请到专研台籍战俘史的作家李展平和谭耀光对话。

隔天，主办方还会在根地咬的卓还来领事暨二战英雄纪念碑举办公祭，记念卓还来这位中华民国驻山打根领事勇敢抗日最终遇害的事迹。

鉴于沙巴的抗日历史有着跨族群跨国籍的特殊性，深具旅游及外交的潜力。不少沙巴居民促使沙巴旅游局加大宣传力度。其中，这或许需要更多联邦政府的支持。

纪念二战永远不是是非题

日本籍人类学家古贺（Yukiko Koga）在她的后殖民民族志《失去的遗产：帝国之后中国、日本与救赎的政治经济学》里，充分展现了中日之间的官民，如何在要求官方道歉与赔偿以外的空间相互救赎。

古贺的田野调查发生在90年代的中国东北，也就是曾经被日本间接殖民的满洲国。

在这里，日据时代的建筑遗产和记忆，可以作为吸引日本旅客的观光资源。在大连的经济特区，日资公司小心翼翼地处理日本的殖民记忆，并将发展当地经济作为赔罪的社会责任。

在这里，日本在仓促逃离后，留下了一批不会日语只会华语的遗民。这些后裔也在日本当地律师的协助下，控诉日本政府，寻求赔偿。

作为马来西亚华文读者，我们或许会惊讶于，在二战记忆里反日情绪最强的中国，也有委婉且温柔的一面。

然而，笔者并非否定追求道歉与赔偿的重要性，而是同时探索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让二战的记忆，不只是一道道的是非题，而是尽可能地涉及更多重要的关系厉害者，重启交流的可能。

归根究底，相较于十年前，我们的世界距离战争越来越近。在谴责二战侵略者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反省，战争本身本是两败俱伤，其伤害与影响至少可以延续三个世代，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处理仇恨。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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