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习游】

2024年至今，中国严打在海棠网站书写耽美小说的作者，规模浩大，刑期比部分刑事罪犯还要长。中国网民纷纷发挥创意：

和亲友开了间房准备一起写文，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在干什么，写黄文是要被判刑的！”我们赶紧合上电脑举起手说，“不是在写文！我们是在嫖娼！”警察脸色顿时缓和了不少，“这样啊，你俩拘留两天就可以走了。”

在充满禁忌的高压社会中，各种怪象就成了笑话滋生的温床。尽管这些玩笑有针砭时事的成分，但其实它聪明地避开真正敏感的课题，只是对荒诞地事物给出反应，而且无意提供解决现况的办法。犬儒和玩笑，俨然只有一线之隔。

精神胜利还是微型革命？

徐贲长期关注中国舆论充斥段子缺乏说理的现象，在《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里，他整理并分析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到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笑话，探索笑话和犬儒的边界。表面上，本书主轴是二战和冷战，实际上离不开作者对中国言论现况的关怀。

什么是玩笑？玩笑是面对“乖讹”（incongruity）事物，对之有所察觉、知晓和排斥后的反应。警察缉拿黄文写手比嫖客娼妓更卖力，这荒诞的现实，在无法直接点出的环境里，就变成了明白人之间才懂得的玩笑。

什么是犬儒？作者引用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的定义“受过启蒙的错误意识”，也就是说，犬儒主义者受过启蒙，明知道自己遭受剥削，却坚持错误意识，不去改变现况，等同放任剥削继续发生，持续伤害自己。

那么，只有嘲讽没有行动的笑话，是犬儒的表现吗？作者整理了两派学者对玩笑的看法：一者认为，笑话给弱者纾解压力的契机，但对整体时局来说，只是高压政权的安全阀，反而让弱者认清现实、适应现况；一者认为，“每一则笑话都是一场微型革命”，肯定笑话的反抗意义。

攸关性命的玩笑

将笑话看作微型革命的说法，在谈论苏联史的时候最为流行。苏联刑事法58款第10段，列“随口议论”为反苏宣传罪的其中一种形式，说政治笑话1933年正式成“反苏行为”。加上苏联鼓吹的告密风气，因言入罪的恐惧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两个朋友在冬夜行走在莫斯科街头，是零下20度的天气。 其中一个说，“真受不了”，便被便衣警察走过逮捕了。“为什么啊？”“你刚才说你忍受不了政府。”“我说的是受不了天冷。”“你撒谎，寒冷是可以忍受的。如果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那一定是政府。”

但偏偏在这样的氛围里，孕育出了苏联的政治笑话。笑话是对乖讹的回应，也就是说，每一则笑话都区分何谓正常，何谓反常。抱怨天气是正常的，抱怨就被当成政治犯是反常，警察的过度反应是反常，对号入座更是反常，凸显言论打压如何荒谬，苏联政府又如何不得民心，甚至也清楚知道自己不得民心。正是在辨别出正常和反常的瞬间，笑话为传递者带来了判断“什么是正常”的瞬间，是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里难得的理智绿洲。

一如战场上的止痛鸦片，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成为毒品一样，玩笑也是令人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笑话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让苏联人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加害者还有自己的生存境遇。它看似确认了弱者在体制内的位置，但实际上却是给无法发生的弱者一个机会放话：即便再绝望，我也没有屈服，我还可以嘲笑你。如此一来，说笑话成为了少数弱者治疗自己的机会。笑话更是一种区分你我的暗号。当人们听到笑话，心领神会地笑出来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彼此，也暂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妙语和文字游戏上，取代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

不断借尸还魂的假面社会

作者担忧的是，玩笑这种战时的鸦片成了日常的毒品。逃避现实的同时，笑话也潜在地让人接受现实，甚至安于此，乐于此，反而迎合统治者最乐于营造的假面社会。

当统治者用铁腕迫使群众，去信仰逐渐崩塌的意识形态时，社会就此表里不一，也就是作者所谓的“假面社会”。他引用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句子，“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犬儒态度，那正是政权所需要的——要是大家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了真，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实现它，那才是最大的灾难”。对统治者来说，维系假面社会，反倒是最好的选项。

更甚的是，一旦假面社会成型，即便意识形态更迭，社会也难以瞬间清醒。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口号一再失信，政治笑话再难发挥从前的功效了，因为人们对口号已经充耳不闻，也没必要取笑了。到普京的强人时代，俄罗斯社会对政治的腐败，开始习以为常了。当人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再相信任何事物，不再在意可笑的政治口号，犬儒的社会，也成为像普京这样的强权者发挥的舞台。

假面社会下的人性窗口

假面社会的韧性，说明单靠“人间清醒”的戏谑文字，是无法撼动其分毫的。作者担忧，出色的笑话成为炫耀笑技和骂技的大众娱乐，赋予人们颠覆权威的快感和想象的力量中，让人们得以逃避现实。更比喻，政治笑话是石缝里冒出的小草，不能指望它改善整个土壤。

神话笑话的反抗作用，和贬斥笑话的驯服功能，都不是对笑话公允的评价。难怪研究苏联笑话一生的本刘易斯（Ben Lewis）会如此复杂地总结政治笑话的意义，“笑话可以嘲笑压迫性制度的创立者，也可以嘲笑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既可以是反抗的行为，也可以是安全阀，既可以是对体制的厌恶，也可以是对体制的熟悉，甚至温暖的感情。”

阅毕全书，相信作者和刘易斯一样，对笑话的定位十分复杂。唯一能定论的是，笑话是假面社会下唯一让人之所以为人的窗口，即便犬儒，社会还是需要政治玩笑。

【编按：顶端大图为中国画家岳敏君1996年的作品，题为《自由引导人民》。】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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