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释何以成说：“葭月吉旦”铭文考释

覃勓温 : Jun 3, 2025 12:30 AM | 更新: Jun 12, 2025 12:09 AM

【天南余墨】学者之误，多出于诠释未周；反观假新闻之流，则每出于政治图谋或意识操控，蓄意扭曲事实，以误导众人、操控舆论。

【天南余墨】

本文所称石刻文献，专指刻于碑碣、墓志、造像及崖壁的文字资料。其中所载，多为官民活动历史片段，诚为文史研究重要史料。就其研究价值而言，学者黄永年曾提出，除少数伪作外，石刻大多为第一手史料，故不似传世经典文献因传抄刊刻而易生错讹，因而备受学者重视。该领域重要著作，包括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以及王昶《金石萃编》等。

尽管如此，石刻文献亦常因日晒雨淋等原因风化，致使后世学者在解读时难以准确辨识其文字。就我的校证经验观察，此类情况多属“形近而讹”，即因字形相近而误读。常见如“倉”与“食”、“告”与“吉”，或因结构相似，刻工稍粗或风化严重时，尤易混淆。又如“宗”误刻为“宂”、“春”误写为“舂”，亦因笔画相近而误判。

所谓差若毫厘，缪以千里，一字一句之误，足以影响石刻文献整体解读。若不加辨析，轻则误读文意，重则影响文献传释，不可不察。而本文所探析的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石刻香炉，正是此类现象的典型个案。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这座石刻香炉铭文为据，对比传世经典文献释录，以辨析其中差异及其成因。

奉祀渊源与铭文实查

所谓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其实包括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正宫与大伯公街福德祠行宫，现由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会馆派代表组成董事会及代表大会，共同管理相关事务。而本文所探析的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实指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正宫，而非大伯公街福德祠行宫。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正宫（以下简称“海珠屿大伯公庙”）乃是北马最早的大伯公香火圣地。据载，该庙早于1810年，就已在槟城市区设分祀与分香，如大伯公街福德祠。此外，其香火亦不止于槟城一地，吉打海珠屿大伯公庙、怡保坝罗古庙，皆可视为其传播轨迹之例证。

如前所述，海珠屿大伯公庙之所以被视为北马地区大伯公香火之始，所据即为庙中所存的石刻香炉。其铭文纪年乾隆壬子年（1792），为目前槟城所见最早的石刻文献。故此香炉既是庙史所凭之文献，亦为香火流播之实据。

有鉴于此，我曾屡次造访海珠屿大伯公庙，实地考察所藏石刻香炉。其铭文载曰，“乾隆壬子年六甲弟子李赐答谢葭月吉旦”，语译今文大意为，“1792年，六甲弟子李赐答谢，农历十一月初一”。大抵而言，其字迹清晰，识读无碍。

但是，这座石刻香炉之归属与铭文真伪，学界说法纷歧，至今未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该石刻香炉未必原属海珠屿大伯公庙，亦有意见认为，其铭文或曾经人为改动等。然而，本文所聚焦者，实乃铭文中字句之校释，故相关争议并非本文讨论之范畴。因此，本文采一假设前提，即香炉亦确为海珠屿大伯公庙所藏，铭文未曾改刻；即使此前提未尽确凿，亦不妨碍其文字考释。

“吉旦”之说何以成立？

就目前所识读的内容而言，铭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敬献年份（乾隆壬子年），二为敬献人（六甲弟子李赐），三为敬献日期（葭月吉旦）。其中，关于敬献年份与敬献者之释读，学界意见大致相同；唯独日期部分，解读颇多歧见。这方面，有学者读作“葭月吉立”，亦有主张为“葭月吉日立”、“葮月吉立”，或“葭月吉旦”，迄无定论。

然而，为免叙述冗沓、多所枝蔓，我先申明己见。我认为，敬献日期应作“葭月吉旦”，理由有三：

其一，实证可证。所谓实证，即田野考察，实地识读。如图所示，铭文清晰，识读无碍，足资确证，故此不赘。

其二，他校可证。所谓他校，专指以他书校本文。普遍而言，凡文献采自前人者，可据前人之书校之；为后人所引者，可据后人之书校之；史料为同时文献所并载者，亦可互相参证。言归正传，所谓“吉旦”一词，用例早已有之。举文献为证，《幼学琼林·岁时类》曾载，“穀旦、吉旦，悉是良辰”；鲁迅《高老夫子》亦曾云，“贤良女学校校长何万淑贞敛衽谨订，中华民国十三年夏历菊月吉旦”。由此可见，“吉旦”一语并非孤用，铭文用例有文献对应。

其三，理校可证。所谓理校，专指古籍若无据可依，或多本互异难断，当据理析辨，判其是非。举同属海珠屿大伯公庙文献为证，可见类似用例。如1855年，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余林象敬献执事牌一具，铭曰，“咸丰五年乙卯岁仲春吉旦埔邑沐恩弟子余林象敬奉”；又如1882年，姚南合家敬献福德祠大理石香炉一副，铭曰，“大伯公爷爷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孟春吉旦送”。由此可见，“吉旦”一语于该庙文物多有可证，铭文用例并非孤证。

综上三项理由，无论从实证、他校，抑或理校观之，“葭月吉旦”一说皆有所本，绝非空穴来风。照理而言，此说应为学界所采纳，无可置疑。然翻检论著，传世文献却未见通行。何以致此？既然证据在前，缘何始终寂然？其间或另有关键，尚待抽丝剥茧，细加辨析。

误读之说如何通行

我认为，其关键原因之一，在于文献诠释习惯依附传世经典，忽略实物对照。为探明其中脉络，我尝尽所及，搜集若干铭文释录，依时序列示如下，藉以抽绎其间线索，并由中抽绎论证，以印证此一判断。故兹列表，以呈现1934年至2017年间各文献对铭文之释录，俾便观察其概况。

综合列表所示，诚如前述，铭文释录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葭月吉立”，共6则；其二为“葮月吉立”，共2则；其三为“葭月吉日立”，共3则；其四为“葭月吉旦”，仅1则。由此可见，“葭月吉立”一说最为流行，“葭月吉日立”次之，“葮月吉立”复次之，而“葭月吉旦”虽有实物依据，却居于末端。然而，以上所言，仅是从铭文释录角度所归纳出的四种结果。倘若结合释录年代与文献出处解读表一，尚可看出三条脉络：

其一，目前所见最早之释录出自1934年，录为“葭月吉立”。此说一经提出，旋即为后续文献所沿用，延续数十年，几成定案。期间虽有1958年邝国祥一例释作“葮月吉立”，然未获他引，终属孤证，影响有限。然而，不论是“葭月吉立”或“葮月吉立”，均与上图所示实物铭文“葭月吉旦”不符。此处差异，或可视为“文献诠释惯依传世经典，忽略实物对照”之佐证。

其二，自1970年饶宗颐首次释录“葭月吉日立”以来，此说渐为部分学者所采纳，延续迄今。虽其影响不及“葭月吉立”广泛，然引用者不乏，颇为通行。尤为值得注意者，即1970年之前，并无“葭月吉日立”之引述。此一断裂与突现，亦可作为“文献诠释惯依传世经典，忽略实物对照”之旁证。

其三，目前所见惟一与实物相符之释文，出自1977年陈铁凡所著《南洋华裔文物论集》，其释作“葭月吉旦”。然而此说未得流布。究其原因，或因其书成于台湾，未为本地学界珍视，终致湮没；又或因作者其后与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一书流传更广，以致旧说反被忽略。惟令人玩味的是，年份稍晚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竟将原先正确的“葭月吉旦”改录为“葭月吉日立”，可谓失实于后，讹传反盛。

综而言之，虽“葭月吉旦”有实物为据，然在诸多释文中始终属少数之见；反观其余诸说，虽与实物不符，反而流传甚广。其因何在？或许有二：其一，最早录得确解者之文献流传不广，或因成书于台湾，未广为马来西亚学界所采，抑或因后续更通行之版本广布流传，遂致湮没；其二，传世文献一旦既久流播，后继论述往往因循前说，罕有复核，致使讹误承袭不绝，历久难辨。例如，若无香炉原物或铭文图像可资对照，后人多循既有释录，未复深究，遂令误释一再转引，终成定论。然而若能亲赴考察，实地识读，其间异同自可厘清，典籍所载之误，亦得昭然可辨。

从铭文考释到批判思考

综而言之，本文以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石刻香炉为据，考察其与传世文献释录之歧异，析辨讹误流传之脉络与成因。研究发现，自1934年至今，所见诸多释录中，仅1977年陈铁凡所载“葭月吉旦”一说与实物相符。反观其余诸说，虽不符实物，反而广为流传。究其根由，盖因学界释读路径多循前说，罕有亲勘实物。

再而言之，石刻香炉虽仅涉一字之辨，然其所折射者，实为诠释路径中循旧不察、罕有实勘之通病。若不返观实物、核实所据，讹误遂易沿袭，久而真假难分，终至流说充斥，莫辨是非。此一现象，除映照出研究方法之偏失，亦提示思考取径尚有调整与检讨之处。

由此观之，本文虽重在文字之校证与考释，然其所体现之理路，实与批判思维无异，亦可推衍至当代资讯传播之辨析。所谓批判思考，旨在引导人不盲从权威、不轻信成说，而能独立判断，由多角度审视所接收的信息。此种能力，尤于今日资讯纷杂、真假难辨之世，愈显其不可或缺。唯有检视证据、析辨论据，方能在知识洪流中明辨真伪，抵御伪说与谬论。

就现实生活言，最接近本文所揭示理路者，莫过于假新闻现象。早在冠病疫情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已指出，政治、技术、经济与社会诸端之变，深刻改变资讯传播机制，其间不乏蓄意操弄之不实资讯，致使舆论蒙尘，真伪难辨。此等污染，不但动摇以事实为本之新闻制度，尤于疫情肆虐时，威胁生命安危，不容轻忽。至于社交媒体日常流布之流言与误讯，亦早成司空见惯之事，久而久之，足以误导视听，撼动是非之本原。

诚然，此处假新闻所论，非旨在指摘前贤学者有意伪作，而仅以语境相似作一对照。学者之误，多出于诠释未周，虽未必确据，然非为误导；反观假新闻之流，则每出于政治图谋或意识操控，蓄意扭曲事实，以误导众人、操控舆论。两者之别，尤须明辨。

然而，无论是面对此类无意之误释，抑或蓄意之欺瞒，其最根本之应对，乃在于培养批判思考之能力。此种能力，使人得以识别信息真伪、辨别偏见立场、追溯论述之所本。惟其如此，方能由多重角度审视问题，洞察因由，合理判断，提出可行解方。待此思维内化于心、践行于行，方能不止于事象之表，而能探入本质，见得更深，思得更远。

征引文献

（明）程允升著；曹日升等译注，《幼学琼林》，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陈铁凡，《南洋华裔文物论集》，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

陈耀威，《槟城福德祠（海珠屿大伯公庙）（五属）文物清册》，槟城：陈耀威·文史建筑研究室，2016年。（未出版）

陈耀威：〈建筑会说话〉，见宋燕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冯均元主编，《马来西亚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建庙两百一十二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2012年。

郭诗玲、仇莉莲、沈远安、曹荣校注导读，邝国祥著，《槟城散记》，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23年。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香港民间出版社，1966年。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

邝国祥，〈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记〉，见潘醒农编著，《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

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