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念岛屿】

是日卫塞，各地佛教道场和组织都按俗举办浴佛法会，那就说一说跟佛像有关的事。

既然浴佛，当然就有佛像；卫塞节当天各地也有大小规模的花车游行，花车上安奉佛像沿街巡行，也就相当于古书所说的“行像”了。

且先说浴佛。

汉传佛教而有浴佛，起源很早，在佛教初传汉地时期就有了。《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汉末时期的笮融在江北掌权时对佛教的推广，“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这是佛教初传中国的阶段，不光是律典尚未传入，出家制度未臻完善，就是佛教在中国，基本上也是地位模糊，被视为随同胡商而至的胡人宗教，其在汉地的传播主要是为了因应胡人社群的需要，而不是提供给汉人作为信仰选项的。汉地皇帝而通令汉人得信佛与出家，还在比较晚的历史时期了。

因此，作为外来宗教，汉人最初是按自己的文化模式来信仰和祈求，因此有“多设酒饭”的历史记录；佛教而行酒戒，还待戒律传入而深入民心，这是后来的事了。即便如此，“每浴佛”之说，可见笮融统辖地的浴佛活动并不是例外的单一事件，而是具一定的重复性，才让史官用得上“每”字。

由此见得，佛教入汉地传播，律典未备，教义未得充分的传播之时，“浴佛”已是特定地方突出的社会现象，“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当权者结合“浴佛”来对民间百姓施以饮食，“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想来是人头攒动且争先恐后的热闹场景。

那么，既然“浴佛”，首先就得有佛像；一般人们对佛教的片面认识，往往是焚香礼拜诸佛、菩萨像。但是，这其实是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不是佛教创教之初原有的形态。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的宗教文化，与印度古代宗教（即婆罗门教）有着共同的语言，也有着另一番的批判。批判的先且不提，原先佛教与古代印度宗教的共通文化之一，即对天神或圣者之崇敬方式，是绝不允许模仿而为之设形象。这也就是说，婆罗门教没有神像，佛教也不会有佛像。

按当时的宗教文化，模仿天神或圣者（比如各改革教派的牟尼）的形象而以世间材质来描摹或仿制，是对宗教崇祀对象的大不敬，因此是禁止的。不光是形象不得模仿，就是神启示的语言或圣哲（如佛）所说的话，也不能以世间材质的载体来记录；有哪一种世俗的材质堪能载录神圣的语言？没有，因此只能口诵心传，没有世间文本可得的。

这是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古代宗教之一般情况，这样的传播条件，对古代印度宗教文本（如《吠陀经》、佛经等等）体裁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缘起。

这样的古代文化背景之下，浴佛之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到此，人们或许会问：没有佛像，人们如何礼敬佛陀呢？

佛不是赐予万福的神，人们对佛的礼敬，是透过佛陀在人间的遗迹或遗物，比如足印、舍利子、佛钵等等，来表达对佛的怀念及崇敬之情。这种早期的形态，现在也没有完全被佛像所取代的。

那么，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介入，让印度宗教产生观念上的大变革，从原先的无像发展到后来的有像呢？应该是亚历山大率领大军一路东侵而到达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陲，虽然最终没有将整个印度大陆希腊化，但文化的接触产生了观念的冲撞，希腊宗教文化的观念和技术，也就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宗教，产生了无可磨灭的影响。

这应该是印度部派佛教时期发生的事。到了稍后的初期大乘佛教兴起，已经有了佛像和抄写的佛经，香、花等事佛（像）和供养、抄写佛经，已经是功德之一了。有了佛像，也就有了浴佛和行像的条件了。

我们只能说，佛教传到中国形成我们所认识的汉传佛教，是在印度佛教从无像发展到有像之后才发生的。因为这一历史条件的构成，不只是佛殿里供奉的佛、菩萨像，露天的大佛像，也是汉传佛教所盛行的，并且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这也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具备历史条件的：汉传佛教的传播路线是多元的，其中主要的还数中国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经西域沙漠、中亚草原绕道到印度西北的山谷隘口。这条传播路线从印度开端，沿线包括了印度古代历史上的希腊化国家和中亚的佛教古国，佛教而塑像崇祀，在这沿线特别兴盛，这既有文化的条件，也有地理上的物质条件相结合而构成的。

印度宗教有了神像，也就有了浴洗神像和行像的文化，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我们孤立地来看佛教，浴佛而游行，或会觉得这是佛教特定节日的文化实践；如果将之放到整个印度宗教文化的大背景来观察，就会有不同的视野了。

如此而言，唐代的丹霞天然禅师冬夜烧木佛像来烤火，就没什么惊世骇俗而大逆不道了。

我是说，世间的一切都是依因托缘而起，都是时间和空间的条件相加而构成，没有理所当然而本应如此的现象。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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