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马来西亚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在周一傍晚逝世。众多评论已经触及阿都拉任内作为或不作为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包括开启相对宽松的政治竞争和抗争环境，让当时的在野党和净选盟得以崛起，同时也终止前首相马哈迪的大型工程如马新弯桥，并推动廉政蓝图，设立反贪会。

然而，阿都拉也没有完全摒弃压制异议的手段，其任内多次动用备受争议的《内安法令》和《出版及印刷法令》等，以及在净选盟大集会前夕警告集会者说“我忌讳被挑战“。阿都拉周遭也形成新的利益关系网，其中女婿凯里为首的布城首相暑”四楼男孩“最具影响力，可以左右政府和巫统职位和资源的分配。

阿都拉遗产当中，一个较少受关注的面向，就是他通过“官联公司转型计划”改变了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奠定了政府通过股票市场和官联投资公司（GLICs）来引领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体系。

亚洲经济危机

在阿都拉2003年上台之前，大马政府成立的投资公司，就已经是马股大户。所谓的官联投资公司，通常是指六个最大的基金。这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公积金局（KWSP）、武装部队基金局（LTAT）、管理穆斯林朝圣储蓄的朝圣基金局（TH），以及管理土著信托基金的国民投资公司（PNB）。

这六大基金在2023年管理近两兆令吉的资金，规模相等于大马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些投资公司在1951年至1993年之间陆续成立。但是，除了国民投资公司、朝圣基金局和武装部队基金局这些代表土著利益的基金之外，其他政府基金在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只是马股的被动投资者，一般不会介入其投资企业的运作和治理。

比如，国库控股控制的上市公司，就是由官僚和政府委任的经理人直接治理，并向政府交代，而国库控股一般只是处理马股交易和投资的事宜。

当时，在大马企业界领风骚的是，受国家扶持、与马哈迪政府关系密切的土著资本家，如哈林沙辖（前玲珑集团掌控者）和达祖丁蓝里（马航前主席）。他们在马哈迪私营化政策下受惠，从政府手中接获许多公司股权和优渥合约。他们也被称为“土著新富”或“朋党资本家”。

1997年爆发的亚洲经济危机是重要转折点。许多土著新富面对资不抵债的问题，这也引发股市进一步跌至低谷。为了扶市和解决土著新富的债务问题，马哈迪政府当时出动政府机构如国油、国行和国库控股收购私营化企业的股权，并招揽金融市场出身的土著专业人士协助重组债务。

这也为官联投资公司在2000年代的崛起铺路。

官联公司转型

阿都拉在2003年10月底上台后，于隔年7月推出官联公司转型计划，提出要打造高表现的官企。

当时，马哈迪政府已经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出手购买和控制多个土著新富的公司，这包括2001年通过国库控股以23亿令吉收购哈林沙辖在玲珑集团的股权。虽然此举成功将朋党资本家逼出企业界，但也被视是将之前私营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影响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在此背景下，阿都拉重用具有金融市场背景的专业人士，包括委任备受争议的前国行副总裁诺莫哈末耶谷出任第二财政部长，负责改革官企。

虽然官联公司转型明显是由诺莫哈末耶谷和其他金融精英构思，但若无阿都拉的背书、认可和推动，计划就不可能落实。官联公司转型不只旨在解决私营化政策的弊端，也旨在解决官企低效的问题。此计划有两个面向，分别是“机构化拥有权”和“专业化管理”。诺莫哈末耶谷早在2002年的一场演讲就提出这两个改革方向。

所谓“机构化拥有权”，即是将企业拥有权从个人转移到机构手中。在阿都拉上台时，官联投资公司已经控制主要私营化的企业，而阿都拉所做的就是，进一步巩固官联投资公司在官企的角色。这包括确立官联投资公司作为公司股东的角色，并加强董事局治理企业的角色和能力。

阿都拉提出，官企应该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他所谓的股东就包括代表国家的官联投资公司。此外，他也强调，国家作为官企的主要股东，应该专注极大化其所持有的企业股权价值。

此论述不仅合理化国家在官企的股权参与，也提升官联投资公司在政商关系的领导地位。官联投资公司代表国家来监督和改善官企的表现，而一旦官企表现改进，国家也可通过官联投资公司获得回报，这也会利惠人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官企会忽视其社会责任，官企仍必须遵循政府政策和考虑社会责任，而这将会由其他监管机构负责。官联投资公司则专注在官企的财务表现。

“专业化管理”则具体表现在经营权和拥有权脱钩，企业交由专业经理人来管理，而不是像私营化政策由公司拥有人直接经营。这些经理人不会拥有公司股权，而是通过关键绩效指标来向股东包括官联投资公司负责。阿都拉提出，为官企制定关键绩效指标，并根据表现来为经理人提供回酬。

阿都拉也进一步调整国库控股的角色。国库控股从原本的被动投资者角色，转变成官联公司转型的执行者。阿都拉也重组国库控股的管理层和董事局，委任首个非公务员背景的执行长阿兹曼莫达。

阿兹曼莫达曾在外资银行任职，在其治下，国库控股负责监督官联公司转型的表现。此外，阿兹曼莫达也调整国库控股的资产管理模式，积极货币化官企股权，并配合国家发展策略投资产业，同时也开始投资海外市场。

此外，阿都拉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股票市场法规和执法，其中官联投资公司就参与制定马股的企业治理准则，并成立小股东监督机构。

当然，实际上，各官企和官联投资公司的改革步伐不一，表现也不一，但整体上，官企和官联投资公司的管理变得更专业，而巫统和政治人物在企业界的参与也比1990年代减少。

财经媒体《The Edge》在2009年阿都拉下台时就称，官联公司转型是阿都拉最大的政绩。

影响和局限

从现今来看，官联投资公司崛起和官联公司转型并未杜绝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的贪污和寻租。这些官联投资公司也加剧大马经济的金融化，某个程度导致去工业化。

官联投资公司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促使土著精英内部的重新洗牌，在马哈迪时代引领风骚的朋党资本家如哈林沙辖和达祖丁蓝里从企业界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国家的土著金融精英，如诺莫哈末耶谷和阿兹曼莫达，和他们的门徒。

这些土著金融精英目前在企业界执牛耳，一些专业经理人也因此晋升内阁，如诺莫哈末耶谷本身，还有前马航执行长依德利斯嘉拉（担任掌管政府转型的首相暑部长）、前马银行执行长阿都瓦希奥马（担任掌管经济策划的首相暑部长）、前联昌银行集团执行长东姑扎夫鲁（现任贸工部长，曾任第二财长），以及前公积金局执行长阿米尔韩沙（现任第二财长）。

然而，这些金融精英通常都没有很强的政治基础，必须仰赖政治领袖的支持才能担任议员和部长。相反，土著商业精英因私营化政策下的资本累积，以及更久的从政资历，可以在政党政治爬得更高，如现任原产业部长佐哈里阿都甘尼，除了是政治人物之外，也有本身的家族事业。

虽然这些土著经理人引入金融市场逻辑和工具，但官联投资公司的崛起并未杜绝金钱政治，相反只是转移寻租和贪污的场域。这反映在后来纳吉时代的一马公司丑闻。一马公司身为大马第二个主权基金，被纳吉利用来充当其个人财库，支付其家族的私人开销和巫统的竞选开销。

其他官联投资公司，如武装部队基金局和朝圣基金局，也长期被纳吉和其他巫统政治人物用来维持基本盘如军人和穆斯林的支持，而陷入管理不当的丑闻。

但是，官联投资公司也成为政府带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的利器。他们负责动员和提供资金，并扮演资产管理者的角色，确保官企依据资本市场规范妥善管理，符合国家发展策略，同时也将盈利用来再投资或分配。

其中，管理国民储蓄的官联投资公司，比如国民投资公司、公积金局、朝圣基金局和武装部队基金局，就确保普罗大众包括土著和劳工阶级也可从国家发展中受惠，但是金融化发展也意味着他们储蓄回报将间接受市场波动影响，而会员之间也存在财富不均衡。

此外，虽然阿都拉在政策上也强调扶持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但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国际变局之下，大马在阿都拉治下开始面对工业竞争力匮乏的问题，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官联投资公司非但无法协助解决去工业化的困境，相反往往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在2000和2010年代，官联投资公司和他们所控制的官企，更热衷于并购企业来释放资产价值，或是投资在受到政府保护，可取得快速和稳定回报的领域，如地产和大道。特别是掌管国民储蓄的官联投资公司，因考虑会员利益而规避风险，投资上会更保守，集中在短期回报。官联投资公司因此加剧大马经济的金融化。

王德齐，目前是澳洲昆士兰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博士生，曾任《当今大马》中文版记者和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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