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念岛屿】

近年来每到华人新年，总会出现标识符号的大小课题，不只是中文的“新年”与“春节”之争，间而更还有英译符号的课题。

“新年”与“春节”之争，是百来年华人社会现代化纠葛的问题。英译的话，这个日子如果是“春节”，则应当作“Spring Festival”；如果还是“华人新年”，那就是“Chinese New Year”不是？但是，前者应该不常见到，后者才是人们耳闻目见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总在过Chinese New Year，那就是过年了没错。至于有倒过来按Chinese New Year翻译成“中国新年”的，那是不足挂齿的误译了。

今年是春节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年头，想必一些地方会盛大庆祝，以展现春节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但是，因“春节”而“Lunar New Year”的争议照例发生，因此姑且一说“春节”或“新年”的历史纠葛与当代诠释。

先把前提亮开来：有没有“新年”这个语言概念所对应或指涉的真实存在事物？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新年”这个概念包含两个涵义：首先它意味着有“时间”这个实体存在，再则它特指时间周期的起点。但是，时间只是人们在认知上建立的概念，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如果时间自身并非真实的，那么，它周而复始地循环而被标识的一个个的点，包括起点在内，自然都是子虚乌有而非真实的了。

上述的前提确认之后，就可以来谈接下来的概念建立，也就是“春节”还是“新年”了。

现在所谓“春节”还是“新年”的概念，都是在人们的生活条件下建构起来的，而我们究竟过的是春节还是新年呢？别的不说，我们在马来西亚，小时候我们确实都是过年的：买新衣、大扫除、蒸年糕、做年饼等等，当然还有一年一度的压岁钱。如果不是过年，那要压什么岁呢？近些年来随着跨国媒体的影响，“春节”的概念在马来西亚逐渐普遍，但过年的氛围一点儿不减就是了。

我们的新年必须附加定语作“农历新年”或“华人新年”，因我们先辈带着自身的文化南来的历史时期，这里是英殖民地，官方历法颁订的新年也就是元旦，为公历的一月一日，新年就在这一天，老一辈人说是“红毛正”。但是，那是政府所订而官方认可的，华人自己则照样过自己的年。那个不照公历，是华人自己长期沿用的历法，须区别于公家颁布的新年与元旦。

除了区别于官方法定的之外，在多元社会还须区别于其他的民族与文化，那就得附加定语而作“农历新年”或“华人新年”了。老一辈人说为“新正”，即新的正月，意为新的一年开始了。“农历新年”意即按华人农历的第一个月份成立的新年，而“华人新年”则强调其民族属性，在多元民族共处一处的社会，这是华人过的新年，不是其他民族的。

不说马来西亚，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是有“春节”的，但那不是过年，而是廿四节气中的立春。北半球温带的生活境地，一年里头四季轮转，立春被视为春天开始的一个时间点，因此以立春为春节。春耕夏长的农业社会，春天的降临也就是一年辛勤劳作的开始，生活的滋养都从此而来，能不被重视？因此以此为节，在时间线索上划上一个标识性的亮点，是为“春节”。

“春节”不是年，是农民阳历的廿四节气，在农业社会，它跟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也过这个节。至于过年，截至清王朝被推翻的辛亥革命之前，古典文人所说的“元旦”、“元日”等等，不要怀疑，都是指农历（或曰夏历）的正月初一，“一夜鱼龙舞”的《元夕》——一年里头第一个月圆之夜，当然是正月十五“元宵”了。

至于后来官方把农耕社会原有的“春节”替换成农历正月初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元旦“被移至公历一月一日，并不是晚近才发生的，而是千年帝制政治崩溃，民国肇始即发生的事。

民国元年，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通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且不说古代的三正这早于两千多年前的旧事，汉武帝时代以来即长期沿用的夏历正月新年，到了民国肇始，即为官方通令所废了。从此，泱泱文化大国官方所认可的“新年”与“元旦”，就以公历为准了；这事更早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民国政府只是跟进而已的。但是，民间百姓所奉行的民俗照样沿用老祖宗的历法，形成官方发布官方的新年祝辞，民间照样热热闹闹地拜自己的年发自己的压岁钱，官方却不管它叫“年”，而把它降格为“春节”了。

民国时期甚至有《废除春节令》之全盘西化政策，拟完全拔除传统旧民俗，以西化为达致现代化的手段。然官制官的令，民拜民的年，那远不是官方的一纸通令就全民奉行不渝的年代。可以这么说，在官方的政策制定中，“年”都按公历来算，民间文化传承的民俗实践，就变成了“节”。“年”与“节”的区别是：“新年”是时间大周期周而复始的起点，到了这个时间点，时间要翻篇，一切要重新轮转，所谓的除旧布新即此；“节”则只是时间周期间标下的一个个亮点，这一个个亮点调剂着人们的寻常日子，让一年里头的平淡生活不至于太单调，调剂了一番，再继续生活的拼搏。

那么，“时间”本来没有，“时间的起点”当然也就不存在，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需要建构一些无形的标识来说事，于是乃按天文、地理乃至人文的诸多复合条件，来构成对生活变迁的认识，也就形成了时间概念，然后在人为创造的时间划上一道道的标识，说这个是“年”那个是“节”等等。这些都是人们的认知条件所构成的——早期它甚至是政治权利的体现，它仿佛指向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其实是落空的，没有。但是，在人们的生活（文化）与认知（知识）等有限条件的复合交织之下，它被建构而起，还仿佛煞有介事地真实了。

那么，现在来讨论或争议究竟是“春节”还是“新年”什么的，其实不关时间的事——它根本就不存在，怎么会有事呢？问题只是我们以什么条件来构成这个被建构的时间符号而已。

过去我们的先辈认定农历正月初一是“新年”，在他们眼里，公历一月一日是“红毛正”，也就是非我族类所庆祝的，就算为官方认定而颁布为公共假日，但在文化心理上不予认同。华人在多元民族与文化的社会中，认定自己文化传承的农历正月初一才是时间大周期的起始点，人们都在这个日子除旧布新而万象更新，那就是“年”了。至于其他的时间亮点虽然也有相应的民俗操作，却没有这种一切从头开始的文化心理，那就是“节”，一个个调节生活的时间符号而已。

尽管民众都在过“年”，但法定的“年”是公历的一月一日。无妨，在马来西亚，尽管官方遵循的是公历，但在多元民族社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所奉行的历法，因此各过各的“年”，至于谁的“年”能获官方颁布为公共假日，那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君不见首相已祝贺我国华裔同胞“新年快乐”了吗？

至于民国政治传统下的中华社会，以“春节”取代“年”，自民元颁布政令以来，已经延续一百多年了。按此，有关方面以“春节”来申遗，自然存在着社会与历史条件乃至官方法规之对应的。如此而言，同一个日子，他们过他们的“春节”，我们过我们的“年”，其实都是指向同一回事，只是所用的标识符号有别而已。

再说英文翻译，不管是“Chinese New Year”还是“Lunar New Year”，虽然定语有别，但都是“New Year”不是？可见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你们华人在过年了没错。

回到一开头说的前提：“新年”只是文化建构的时间标识符号，它并没有指向任何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它只是概念性建构的符号性存在，切实而言，不存在概念所指涉的客观对象。再说，如果不是概念的落空，哪会有“新年”还是“春节”的各自诠释与争议？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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