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辇直线：大国角力下的边界摆移

【南国筑梦】

摊开马来西亚的地图，映入眼帘的就是许许多多曲折的行政界线，这些界线看似不规则，但每一条界线的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威省和霹雳之间一条不寻常的直线便是1874年《邦咯条约》的结果。

本期专栏就来探讨这条被“顺便”纳入《邦咯条约》，而定界至今的界线。

不寻常的直线

摊开地图，许多政治界线都是依据自然物作为画界依据，特别是河流与山脉，像是柏南河（Sungai Bernam）分隔了雪兰莪和霹雳；中央山脉的山脊线分隔了部分的彭亨和雪兰莪。

但若将视点聚焦在威省及霹雳交界时，会发现一条相当笔直的界线：原本作为霹雳和吉打界线的吉辇河，在延伸至巴里文打（Parit Buntar）之后，就脱离河流，以异常笔直的姿态往西南方向对切至海岸，反而不以河流划界。

这种不寻常的划界方式，令笔者联想起欧洲殖民者在非洲依照经纬线笔直划分国界的例子。事实上，霹雳和威省之间这条约10公里的直线，是1874年《邦咯条约》签订前后，经过系列政治角力而促成的结果。

吉辇：三不管的边区

本文要讨论的界线位在霹雳北部沿海地区的吉辇（Krian），该区以吉辇河（Sungai Krian）为名，是吉辇河的冲积平原，因此广义上包含吉辇河两侧的地区，这里百年来都是重要的稻米产区。现今，吉辇河的出海口位在槟城境内，而该冲积平原也横跨霹雳和吉打。

吉辇河长久以来便作为霹雳和吉打两大马来王国的边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吉辇远离霹雳的政治核心瓜拉江沙，更加远离吉打北部的首府亚罗士打，无论是对霹雳还是吉打而言，吉辇都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地区。英国取得威省之后，它再次成为英殖民地的“国境之南”，威省的阻隔，也加深了它对亚罗士打当局的边缘性。

吉辇虽然处于历史舞台的边缘，但是边区的土地仍有相当大的利源。根据1873年霹雳王储阿都拉（Raja Muda Abdullah）的说辞，他每年在吉辇地区所征收的人头税（poll tax）便高达6000元，且这还不包含拿律马来封地主所征收的人头税，以及华人所承包的饷码税。因此，这个边区有其价值所在。

两个马来王国对于吉辇的管理相当松散，虽然有吉辇河作为潜在的天然界线，但是其主权归属却是模糊的。也因为模糊，使得它时而属于吉打，时而属于霹雳。 这里是两个大国即想要，又食之无味，又不想弃之的地方 。

大国博弈下的界线摆移

吉辇的主权归属模糊，展现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吉打和霹雳势力的频繁更替。在1800年以前威省尚属于吉打领土时，吉打的统治范围甚至一度覆盖整个吉辇河流域，往南更延伸至古楼河（Sungai Kurau）一带。即使到了1815年，霹雳的苏丹曼苏尔（Sultan Mansur）也承认吉辇属于吉打。

到了1800年6月6日，吉打苏丹迪亚乌丁母加兰沙二世（Sultan Dhiauddin Mukarram Shah II ）与槟城副总督莱斯（Sir George Leith, Lieutenant-Governor）签署了《吉打—英国友好联盟条约》（Kedah-British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Treaty），将今天的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

此后，吉辇河北岸便被划入了英属的槟城，有了明确的归属，与南岸地区从此走向不一样的道路。南岸的吉辇地区仍处于大国竞逐主权的竞技场。这里所谓的“大国”除了吉打和霹雳之外，还包含暹罗以及英国本身。

由于吉打是暹罗的属国，英国对于暹罗一直存有戒心。1826年，为了遏制暹罗势力在马来半岛的扩张 ，英国东印度公司外交官伯尼（Henry Burney）与拉玛三世签署了《伯尼条约 》（Burney Treaty），承认暹罗对于马来半岛北部四邦（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登嘉楼）的控制权。

在此大国的角力当中，霹雳也在《伯尼条约 》中被提及，双方同意维持霹雳的主权独立，无论是英国或是暹罗，都不得或是操作其他属国（特别是吉打和六坤国）去滋扰霹雳。对英国而言，此举也确保了海峡殖民地威省能有个安定而没有威胁的南方。有趣的是，在条约中“被安排”的霹雳和吉打并未直接参与此协商。

虽然霹雳的主权在大国博弈下得以保全，但在执行方面却有所落差，在《伯尼条约》签署后的隔年，吉辇南部的古楼地区曾经获得暹罗属国六坤王（King of Ligor）任命为管理者的马来领袖Nakoda Udin开始躁动，并驱逐原有的霹雳地方领袖。且六坤王依然主张对于吉辇地区的主权，对此，海峡殖民地总督富乐顿（Robert Fullerton）曾经派遣槟城地方军团（Penang Local Corps）指挥官James Low和一支部队前往驱逐Nakoda Udin 。

1831年11月2日，继任的海峡殖民地总督伊贝森（Robert Ibbetson）、James  Low与六坤王协商，以确定霹雳和吉打的交界，并以吉辇几乎被威省所阻隔不易管理为由，说服他放弃吉打对于吉辇的主张。双方后来达成协议，在1800年《吉英条约》的基础之上，调整英国和霹雳吉打内陆的界线，即从Bukit Beratur开始，往西一直到与吉辇河交会的地方，在James Low和一位暹罗代表共同监督下，竖立了界碑。

从此，双方达成共识，吉辇河南岸地区，归霹雳所有。同样的，吉打和霹雳这两位“当事人”依然没有参与此次协商。此后除了在1843年至1848年，吉打再次宣称主权占领了此地外，吉辇地区就一直是霹雳的领土了。 

拿律的封地

吉打势力完全撤出吉辇之后，这里虽然归属霹雳，但依旧是帝国边缘，由苏丹底下的王侯Panglima Bukit Gantang所管辖，当地居民以稻作维生，每年定期向马来封地主纳供。

1848年，武吉干当封地主委派女婿隆查法（Long Jafaar）到吉辇地区收税，经过拿律时意外发现锡矿。到了其子卡伊布拉欣（Ngah Ibrahim）的时代，由于拿律崛起成为北马锡矿大区，他的势力如日中天，吉辇更加明确为拿律一部分。卡伊布拉欣所控制的“拿律地区”以吉辇河为北界，往南则是到木歪河（Sungai Bruas）。

吉辇地区除了马来居民之外，也有华人在当地开发。威省的许栳合便是其中一例，他从其威省越过吉辇河到南岸吉辇地区投资，种植甘蔗和烟草，也到瓜拉古楼创设高兴号营商，其子许武安也向卡伊布拉欣承包饷码。

然而，随着第三次拿律战争的爆发，马来封地主无暇他顾，这里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

1870年，霹雳王储阿都拉（即后来《邦咯条约》被承认为苏丹的阿都拉）介入吉辇，将土地和包税权承包给槟城欧洲商人培根（Bacon）。隔年又在吉打王族成员Wan Junoos的帮助下，向吉辇地区征税。

面对王储阿都拉的行动，卡伊布拉欣出动武力回应，双方发生了冲突，导致多人丧生。许武安在此时期也转向支持王储，因此不愿意付出饷码金给卡伊布拉欣。槟城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在此时出面介入，试图阻止事态扩大。

当地的马来稻农也陷入两难局面。无论他们支持哪一方，都会惹恼另一方，并且可能同时面临双方的税收要求。结果，许多稻农被迫离开家园渡河迁往威省。根据的记录，也有多位当地的马来领袖（Panglima）代表稻农向副总督递交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出面提供保护。

到了1873年，拿律义兴和海山冲突达到高峰，连卡伊布拉欣都逃离拿律，拿律地区沿海一带包含岸外都频传海盗事件，英国海军两艘舰艇Thalia及 Midge也巡弋于天定和吉辇之间。

总体而言，可以见到在传统马来社会当中，一个地方的主权归属取决于当地马来领袖及居民倾向于支持谁，向谁纳税，这片土地便属于哪一个政治实体，因此不同的势力交互出现，导致当地纷争不断，特别是在拿律战争以及马来政治纷争时，吉辇地区主权模糊的情形随即浮上台面，也制造吉辇划界的契机。

“藏污纳垢”的吉辇

受到拿律战争余波所影响，英国官方在处理拿律问题时，经常也无法绕过吉辇。根据海峡殖民地考数司艾文（Straits Auditor General, Charles John Irving）便向上级长官报告了吉辇对于临近的威省所带来的困扰。

他表示，吉辇是各种非法活动的聚集区，有大量的华人犯罪集团聚集在这里，他们的生活空间其实与威省相互重迭，因此容易越界到威省犯罪后逃逸，海峡殖民地执法人员往往束手无策。

生活范围的重迭也导致走私猖獗，尤其是从霹雳走私鸦片到威省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槟城饷码的利益。他也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边界划分方式不合理。因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以河流为中心，居住在河流的两岸，以河流作为行政界线好比把边界线划在城镇的主要街道上，自然会造成许多边界管理上的困难。

艾文的报告书也获得总督克拉克（Sir Andrew Clarke）的采纳。1874年1月23日，总督在写给金伯利公爵（Earl of Kimberley）的信件中也提及，吉辇河作为霹雳和威省的界线对于警务和税收管理上引发了极大的不便。

整体而言，吉辇作为国家边区，政府的松散管治加剧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当地安全的担忧，这也成为英国政府直接介入该地区的原因之一，因此被“顺便”纳入《邦咯条约》当中，成为其中两条与拿律的人事纷争并无太大关系的条款。

界线的南移

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边界往南移，把吉辇河也纳入海峡殖民地威省的范围。克拉克对于此一方案有着相当大的把握，因为他认为对霹雳的统治者们而言，吉辇地区根本不重要。但事实上，霹雳统治者们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对《邦咯条约》中的所有条款照单全收，同意修改边界。

此一划界工作则委由一个委员会负责，委员会成员由殖民政府与霹雳苏丹各委派一名代表。英方派出伯治（James Wheeler Woodford Birch），即在未来被马来领袖暗杀的霹雳参政司，霹雳方面则派出其Laksamana。签署《邦咯条约》的克拉克于1875年中卸下总督职位，继任总督的泽维士（Sir William Jervois）继续处理划界的安排。

泽维士建议将界线定在吉辇河与古楼河之间的中间点，以将边界线从人口密集的河岸地区移开，同时赋予威省警察拥有跨境执法权，并协商确定可跨境执法的范围。泽维士也建议仿效柔佛—新加坡一体的饷码区经验，将威省和霹雳吉辇地区的鸦片饷码交由同一人经营以有效地解决走私问题。

这个被归入海峡殖民地的吉辇河南岸地区，以吉辇河的内陆河港Bagan Samar（也作Bagan Samak）为开端，拉一条直线至吉辇河与古楼河之间的小河Sungai Bakau为结束点。这块约40平方公里的区块有个特殊的名称——Trans Krian，中文意译为“跨吉辇”。

四个不同的“吉辇”

整体而言，在大国角力之下，吉辇河两岸地区在不同时间点逐渐发展为四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区。

1. 吉辇河北岸的威南

首先是1800年《吉打—英国友好联盟条约》中成为“威省”的吉辇地区。

这里早在1800前，便已经有华人在附近的峇都交湾（Batu Kawan）地区从事甘蔗种植活动。1820年代之后，华人人口激增，登记人口从1820年的325人一直增加到1833年的2259人。到了1841年，这里的华人种植园已经达到1000英亩，潮州籍的许栳合、许武安父子因而崛起成为威南—吉辇地区的霸主。

此外，1840年也开始有欧洲大型资本进驻。根据约翰卡麦龙（John Cameron）在1860年代的记录，威省的欧洲大型蔗园计有Krean、Victoria、Caledonia、Jawi、Golden Grove、Valdo等，吉辇河北岸已经成为处处大型种植园的景观。

这些蔗园的中心也形成了沿吉辇河北岸的华人市镇——高兴港，即今天的高渊（Nibong Tebal）。“高渊”便是当地潮州人音译“Krian”而来的汉名。同治六年（1866年），高兴港福德祠捐建碑文开头便出现“大清国众弟子等在西洋槟榔屿高兴港居住贸易……”的字眼。

2. 吉辇河南岸的跨吉辇

本区划归给海峡殖民地之后，英国开始派出官员进驻重构当地秩序，像是曾经作为划界委员会成员的William Edward Maxwell，也负责其起草当地的土地法规。E. Sinclair担任审事官与地税司（Magistrate and Collector）， J. K. Birch担任地税司（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而第一个在重新划界之后承包“跨吉辇”烟酒饷码（Opium and Spirit Farm）的，便是槟城饷码商辜上达。

“跨吉辇”成立之后，在威南吉辇地区的许武安随即到此开发种植园，种植甘蔗和烟草，该园丘名为“武安园”（Boo Ann’s Estate），这里现今已成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工程系分院校址。本区华人种植园主要集中于本区的东部，即高渊对岸地区，西部大片地区则是马来稻作农业区。

3. 霹雳的吉辇

吉辇河南岸的跨吉辇地区被划归海峡殖民地之后，剩下的地区一直往南到古楼河的范围，就是霹雳的吉辇了。

这里包含了角头（Tanjung Piandang）、Bagan Tiang以及Bagan Samar、瓜拉古楼、牛拉等几个重要聚落。《邦咯条约》签订之后，这里虽然属于霹雳，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却是英籍的参政司。

1877年休罗（Hugh Low）上任霹雳参政司之后，便开始着手整顿吉辇地区的发展。

他派出Noel Nenison到此担任审事官与地税司（Magistrate and Collector），协助安顿稻作移民以及管理土地利用 。英殖民政府将该地区划分为拿律（Larut）、拿律海岸（Larut coast）以及吉辇—古楼（Krian-Kurau）三个不同的饷码区域，吉辇、古楼两地被进一步整并。

在土地制度建立完成后，也吸引了许多华人到此开发蔗园，其中，吴兴造（Goh Eng Chow）、Koh Su Toh、Tan Weng Cheang、Wong Ah Meng都是较早来到吉辇投资的种植人，这些蔗园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巴里文打附近的沿河地带。

到了1881年，这些华人蔗园面积合计6385英亩，总资本额达到14万2700元，登记劳工达到2257人。

1880年代以后，位于霹雳、威省和吉打交界的巴里文打市镇也开始发展，重要性逐渐取代最初划界点位的河港Bagan Samar。巴里文打又称“新兴港”，相信是寓意继高渊高兴港之后的聚落。此外，在牛拉及古楼河的沿岸地区，也有大规模的蔗园开发。

除了蔗园之外，吉辇也是重要的稻作农业区，20世纪初，种植家庄来福、庄来兴兄弟以及连瑞利与矿家梁碧如也在巴里文打开设米较。英殖民政府也在同一时期在瓜拉古楼以及峇眼色海建立官营米较。

威省华人领袖许武安在霹雳吉辇也有相当多的投资，像是在瓜拉古楼和牛拉开设高发糖较和丰裕行。由于许武安在霹雳吉辇地方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于1886年被英国政府委任为霹雳甲必丹，以及霹雳国会议员（Member of Perak State Council）。

4. 吉打的吉辇

虽然吉辇河发源自吉打境内，但是出海口大部分的冲积平原都落在了霹雳和威省，吉打部分由于受到山地的分布，因此吉打的吉辇面积不大。这里以大园丘和稻作农业为主，较为热闹的地方是巴里文打对岸的万拉峇鲁（Bandar Baharu），为“新城镇”之意。

管理上，本区为吉打的一个饷码单位：在1889年到1891年间，居林甲必丹赵亚爵承包其鸦片饷码；1907年到1913年间，米商庄清建更投得吉打吉辇的总饷码。 

整体而言，霹雳与槟城威省之间那条不寻常的10公里笔直边界，其实是1874年《邦咯条约》所促成的结果。

长期以来，吉辇这条界线不见得是固定不动的，它在百年间不断上下摆移，时而在吉辇河，时而在古楼河，最终停留在两河之间。它是霹雳、吉打，以及背后的暹罗、英国之间，反复博弈、角力的结果。

此外，对吉打和霹雳而言，吉辇都是王国的边区，主权归属模糊且争议，成为无法有效治理的三不管地带，导致走私及犯罪活动猖獗。为解决、治安混乱及经济问题，英国殖民政府藉在处理拿律矿区及霹雳王权的《邦咯条约》当中，顺带纳入了划界的议程，将吉辇地区南部划入威省。

自此，因为不同年代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吉辇”也形成四个不同人文景观的区域，分别为威省的吉辇、跨吉辇、霹雳的吉辇、吉打的吉辇。

有趣的是，《邦咯条约》中被划入海峡殖民地的天定，已经于1935年在霹雳苏丹伊斯干达沙（Sultan Iskandar Shah）的要求下，以8万6850元的代价重新归还霹雳，地处边区的吉辇则未“顺便”被苏丹要求回收而沿用至今，成为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一条笔直的界线。“跨吉辇”依然属于槟城，其与霹雳的笔直界线，则是今天的道路——边界路（Jalan Sempadan）。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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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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