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思掠影】

不论是在求学、处世，抑或网络世界观察，总是一直警醒着自己绝对不可“不证自明”，先行地借用强势的权威，来强调或是突显从事、抉择、处世的正当及合理性（事实上确实也没可充作图名逐利手段的文化资本）。

自身对名利场避而远之的天性，不愿为汲汲营营的生活所拘，亦不解何以狗苟蝇营之事，总会使人昧于特定身分权利与优势之便：无权无势的群众，无法避免钻营攀附的生存行事；权势者则占据、利用身分地位以及群众支持的优势，强化形象的门面。

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在某种领域、团体等获得众人的信任，或是有相应的能力、职衔证明，就会获得身分权威的优势和影响力。如此，“身分”本该在社会赋予的，需实践特定社会关系与地位的相应责任。

无可否认的，以某事之认同或实践为志业者，身分能够很大程度上，化作约束、精进、充实自身所处个人秉性与社会角色的责任伦理。更有甚者，一个真正的权威者，擅用自身的影响力，开展更广泛集中的统筹合作，成就一番伟业。从历史上各个革命的风起云涌，领袖引导着群众向前，即是明证：在创造自身的影响力同时，亦改变众人的心意，形塑促成变革的巨大力量。

要达致如此效力，社会行动者就肯定是需持续擅用既有的优势和能力，去积极争取所欲之事物，包括获取更广泛的支持与肯定，拓展支持、巩固形象、扩大影响力。

然而，人的天性似乎很容易满足于身分标识所带来的形象资本红利（在后现代或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潮流下，极端拒斥或是强化的现象，亦是常态），疏于说理论事的举证说明，身分就变成一种工具性的权威装饰品，易为直接拿身分或资格来说事，而有以人废言之虑。

若是当中更涉及利益与钱财的交换，代表某种立场的出发点，则更为功利之目的所宰制。即使都不涉及谋私牟利的动机，自我保全的人性本能会倾向于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包括作为团体领导者对于舆论风向的支配：当有任何价值、立场的争议争执，身分权威就成了先行的讨论准则与舆论工具，或是更为简单粗暴的，强硬地仗着职级或资格权势压人，评事论理皆非根据事实原则，反倒操持较强势的秩序力量，压制异议。

网络世界里尚有流量的诱因，发声抗辩或挞伐，皆易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发表什么看法或是要响应什么的起手式和终结技，往往就是“我是什么什么身分”“某某是什么身分”，然后相应以身分地位所涵之权威或标签，或是取决于有多少社会地位及群众支持，以此为对错的准则。

非我族类与市场

公共舆论中，在追随支持与抗议反对的拉扯冲突之间，双方皆易从问题立场的分歧出发，根据二元对立的原则，各自选边站。在强烈道德冲突的斗争情形下，支持者追随一方而行，贯彻行为者的意志，不免则会产生同温层心态。

为了拉拢支持、壮大声势、增强行动的道德感召与价值，相应的团体成员根据所属的认知与认同，划出资格论的界线，并且经常会伴随着阴谋论：针对团体的批评意见，是外部敌人意图侵犯团体核心的权威主体，或是团体所信奉的既有价值观，意图瓦解、分裂、内部成员之信任与隶属关系的不正义攻击——成员若是轻易动摇，转而质疑核心主体的权威，岂不是落入了对方的恶意圈套？

因此，忠实的团体成员，作为坚定不移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应当在内部和外部危机来临时，起身反抗、捍卫本身所立足的规约式秩序，这就形成随众、支持者、粉丝，或是更进一步的（忠实的）“铁粉”的层次之别。

假如不是严重、普遍、不容余地的道德或伦理危机，问题、争执、论战的发生——不论是否肇因，或论理、情理、道理上占不占优势——都会强化经过内部筛选以后，忠实团体成员之间的向心力，而团体的核心权威主体，则能从“正义”或“受害”的价值形象的加持之下，强化团体内部的权力关系。

这显然是一种双向的关系结构：在上的权威，以群众的团结与共识为基础，整合出了团体的共同标签（例如显著的价值观和立场抉择），以及对于外部威胁的反击论述（标签化是其中最为便捷的途径，为团体成员提供整体认知）；在下的群众则依附、认同、追随权威，从而具有道德意义的优越性与一致性——巩固团体的界线与凝聚力，继而加强核心权威主体的强势话语权与影响力。

由此，权势与强势的相互影响之下，构成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秩序，以此界截与障蔽，对外界不同意见，尤其破坏身分权威、群众基础的对抗声音，往往是采取敌我、对错、正邪分明的排斥、偏激态度。

现今网络生态，不乏如上的社会现象。

此举一例，一年前老高抄袭风波便有许多“不介意抄袭”“流量高”“蹭热度”“黑粉”的声音，护航者对于自身所喜爱的（娱乐），甚而是信奉的（科学？），挺身捍卫，对于批评之声多是避重就轻，不然就是“人红是非多”的戏谑。

处在一个同质的、相互指向的社会关系之中（“五岁抬头”），到底什么是真实，何以这类行为会是道德意义上的污点，并不重要。大多声音所关注的，其实取决于自身点赞、订阅、分享的偶像符码，是不许有任何污点的。即使在确凿、实在的证据面前，团体核心的权威主体的群众基础依旧巩固的话，流量生态便能持续下去——最近再查阅，人数和点阅数反倒还更盛。

犯错不会引爆任何毁灭性的炸弹，不被大众所喜所随，或是俗套的“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绝对才是网络世界的生存圣经。

另一事例，是最近发生的吴慷仁、安溥经纪公司的政治表态，许多粉丝对此失望至极。中国的表态文化，大伙心知肚明，令支持者大感困惑的是，何以作为我方代表，支持我方价值观与抗争运动的二人，要对敌人示弱、示好？

过往言论与价值观，放在此时此刻，更显讽刺。“台湾人”的道德榜样不复往昔，粉丝义愤填膺：不仅针对中国市场的审查与控制文化，更是在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国族认同光谱中，立起非此即彼成员资格的底线：“台”或“中”。

政治表态，是纯然的价值选择吗？还是常常被用来胭脂抹粉的市场决定论”的反映？

往前数个月，中国乐队回因春丹称“中国台湾”，而在台演出遭取消，看起来是表态文化踢到铁板的案例。显见政治价值（无论作为手法抑或目的）表态处理不当，无论在威权体制还是自由民主的环境，都是极其两面不讨好，受众即使政治认同不一，作出相应行动的出发点是趋同的：随着行动者表态的发生，群众便根据民族主义的需求，划分出会否是“自家人”，再来谈会否形成喜爱等进一步的关系。

如果说两边的市场皆存在着制度化的，或正在社会化的政治表态文化，选择赚的钱较多、利益较大的市场，是否才比较合乎理性呢？这点自然也不排除对于信念的捍卫，能够促使行动者拒绝较大的利益，而献身于自己所认同且践行的价值观。

然而，后者会否也是正在形成一股能够抗衡前者的潮流与趋势，意即过往作为少数或边缘的取向——从目的理性的社会行动来看，绝不会选择的——正愈益发展成与对立面特质近似的市场？无论风向何在，最重要的是不要与作为市场基数的群众作对，背叛既有的共识（认同、价值观、市场需求、才华能力等），便可维持着相互得利的社会关系。到底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顾及实际的、理性的利益考虑，抑或是绝对化的信念与价值——不是截然二分的相对，后者在很多方面并非不言自明地占有更高层次的道德意义。

这里并非旨在说明争议双方都“一样黑”的价值相对化，而是视乎对立双方的选择动机，以及他们采取相关行动的意义脉络，并不是单一地受价值理性所驱使。常有站在体制、主流秩序对立面的意见领袖（亦常会有“知识分子”的形象加持），坦言自身之清流高尚，又何尝不是满足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流量或是代表群众——迎合他所处市场的期待？

成为知识分子之困难

萨依德（Edward Said）主张，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是不在专业窠臼的“业余者”，是局外人、流亡者、边缘人，努力为弱者发声，破除限制公共交流的刻板印象与化约倾向；处在权力、利益圈子之外，对权势说真话，决不被统治当局或利益集团所收编，致力质疑、批评、对抗正统与教条：国家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特权意识。

萨氏的知识分子形象，无疑是非常理想化的：社会行动者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显然是很艰难的。

先不论上述案例中，为市场而主动选择的“投诚”，就是萨依德在提出知识分子行动时，也指出存在着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的难题：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自身的价值、立场与经验发声，一方面还需要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群众与个人的对立。

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强化或颂扬自我与利益集团的地位，而是为了正义、自由等理念献身进行批判，善用语言介入一己和公共领域之间，反对既定的权威与规训。

可是在市场导向的社会行动之中，又存有多少这种近乎纯粹一己之代表理念的空间？又有多少主导公共讨论的社会行动者者，会有担当知识分子的自觉？遑论大多时候，处在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者本身，并无多少价值、理念可言，而是非常实在开展“名”、“权”、“利”的斗争，借由显现观点与立场，来满足自身的私利需要。

即此，公共领域（包括网络世界）发生争议，首要的便是造势：以自己为中心延伸，经由对于团体内部向心力的巩固，透过简单的立场宣示，扩散影响力，为自己立场辩护、增加权威力量（常用的操弄手段，就是把反对意见打成少数，自己则是“民意在我这一边”的多数）；至于公共讨论所应当实践说理的证成，提出的理由非基于讨论的问题本身说理论证，而常常诉诸于人身攻击，或是威之以势——上述种种，皆无助我们参与、共筑完善的公共讨论空间。

当我们纵观本国近年来许多引起热议的话题，重要不重要，抑或有无意义的前提，乃在于到底我们能否运用理性作相应的道德判断，且能够在面对利益分殊、立场相异、观点分歧等，依旧坚持以理服人的精神和态度。

“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象征精神，绝非来自于特定专业或是号召力，乃以身表达对于世界的真实感受和看法，不隶属于权威之下，对现况提出引人省思、具有说服力的异议与批判：普世、人道、正义的道德是行动的起点。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得成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但在公共生活之间，人人都应能学习如知识分子般，依据所见所闻所思，不拘于情绪式或戏谑式的宣泄，理性地显现与表达自身的意见。

如是，公共讨论不是得具什么特定身分或是资格，才会有说话份量的先决条件。对公众有影响力的社会行动者，也需谨守公共证成的精神：理解到诸多观点的可能性，取得基本的共识与原则，平等尊重地展开对话讨论，而不是一昧盲从权威大小、流量高低、资格与否的服从规则。那么，在充满分歧和对立的众声喧哗之间，我们或许能够慢慢改善鸡毛蒜皮、网络八卦、吹水瞎闹、干话玩梗等网络生态，摆脱俗滥的成见，尽可能地共同建立起具备公共关怀的说理文化。

王智霖，中文系和历史系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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