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之力】

大概是七八年前，那时我每天上班通勤都会路过茨厂街附近的鬼仔巷。巷内有一家咖啡店，人客不多也不少，都是附近上班族或老街坊。老板认得我，看我坐下就会捧来一杯“羔呸乌一块雪”（黑咖啡，加一块冰）——大清早不想喝冷饮，但从轻快铁站步行到办公室路上汗流浃背，也喝不下热饮，老板于是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羔呸乌一块雪。 

多年后，当年在巷内的何九咖啡店因为老区重整而搬到隔壁街道，换上华丽的装潢，吸引一批在烈日下耐心排队等候的顾客。每次路过，看见那壮观的人头攒动的画面，心里百般滋味不知如何言说——那当年对我来说是价廉物美的平民咖啡店，如今成为打卡热点，究竟我失去的只是一段个人记忆，或是一整个社区的生活面貌？ 

吉隆坡茨厂街一带应该是在1990年代开始发展观光业。2010年左右，时任首相纳吉公布大吉隆坡经济转型计划，其中两项工程捷运计划和独立遗产大楼（今默迪卡118）波及这一带老区，引发规模不一的两个抗争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

捷运站与默迪卡118大楼竣工后，如当年的评论人所预料，这一老区遭来新一波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过程——资本大规模流入老区，新店铺不断取代传统行业，老居民一个接一个离开，慢慢地改变一整个老社区的面貌。当整个过程完全替换，原本的老区究竟是“老”区，还是“新”区呢？ 

何九咖啡店是个很好的讨论例子。原本位于巷内的小咖啡店，室内装潢简陋、陈旧，价格廉宜，食物不过是一般咖啡店常见的蒸烤面包与各类面食等。新的何九则变了个样，成为适合打卡的时髦景点，菜单更新了，食物价格翻倍了，顾客不再是老街坊，而是外地来的游客。新旧何九之间的联系，除了牌匾上的名字，以及可能是同个店主，好像就没有其他了。于是，何九究竟还是不是“何九”，对我个人来说有点难以回答。 

变化本来就是恒定道理。不变，才是例外、偶然，而且不合理。事实上，即便没有大吉隆坡计划带来的士绅化，一个社区本来就会因为世间的无常而不断变化。变化本来就是因应时代挑战的反应。问题在于，在变化中，应该守护哪些值得守护的东西？又由谁来决定什么东西值得守护？最后，该如何守护？ 

对许多人来说，这里是华人社区，早期华人南来此地打拼的重要落脚地，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因此，这个社区值得被守护的就是“华人性”（chineseness），也就是一切关于华人的属性，包括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我们必须守护先贤在此的家业，否则就数典忘祖。这几年常会听到“茨厂街已经变成外劳街”的说法，正反映这部分人的观点。 

也有少部分人认为，从过去到现在茨厂街这一带向来都是底层劳动者的活动空间。曾丽萍在《发展的怪兽：经济成长幻梦下的反思与反抗》（杨洁编，2015）的一篇文章援引“松的空间”（loose space）的概念指出茨厂街不同面向：由于国家机构的忽视或无效率，这一带允许底层人民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边缘，维持稳定和和谐，建立自己的秩序、底线和原则。因此，当资本进入此地，“松的空间”势必被改造成“资本的空间”（由金钱和权力支配的空间），很多被视为祸乱根源的底层活动与群体，如流浪汉、兜售贼赃的摊贩、性工作者等，都可能会被整顿与扫荡。 

无论是华人社区变外劳街，或者松的空间变资本的空间，这些观点都表示了不同人对此空间或地方的不同认知。这两个观点可以互补，也可能冲突：认为这是华人社区的会很排斥松的空间（外劳街）；认为这是松的空间的可能对茨厂街变成外劳街无感。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同人对茨厂街必须守护的本质的观点；然而，如今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都可能淹没在新一波的士绅化浪潮中。 

的确如此，走过今天的茨厂街就会发现这个“华人社区”越来越多元化，不仅有移工和外国游客，还来了许多本地的马来游客。一些新开张的店铺不再单一地做华人或外国游客的生意，也有不少商家对准马来市场，招揽马来顾客。

这几年在苏丹街开设了很多中国清真面馆，正是“多元化”的例子。许多顾客都是马来人，他们大概是逛了附近打卡热点——如改头换面后的鬼仔巷——再来到清真面馆享用美食。就此而言，“华人性”不仅被多元化所淡化，而且可能与“中国性”处于竞争的关系，毕竟这些中国清真食物不是本地华人清真食物，它们的口味、煮法等都跟本地华人饮食有一些差异。 

另一方面，据我的了解，松的空间也开始受到当局的特别关照，很多违建的货仓被拆除，暗黑脏乱的后巷被美化。可以料想，这个现代化的步伐不会停止，直到国内国外的旅客感到满意为止。 

从好处说，资本的流入带来士绅化。士绅化带来多元化与现代化。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多元化是以华人性的减损为代价，而现代化则进一步压缩底层的生存空间。流动的资本如猛龙过江，所经之地必带来变化，而地方则倾向于固定不变，因为总是有人由于对地方的特定记忆，希望保留一些很珍贵的地方特质，不管这本质是指华人性或是底层属性。因此，也可以这么问：我们是否一定得赋予一个地方以不变本质，并誓死捍卫它？这种观点究竟是进步，还是保守？ 

赋予一个地方固定的本质，往往会引发排外情绪。凡是在此本质之外的事物，都可能被视为外来者而遭到排斥。因此，如果将茨厂街定性为华人社区，就会排斥外来游客和移工；如果认定茨厂街是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就会把大商家的进驻视为一场阶级斗争。

因此，“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总是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它能够凝聚社群意识，转化为行动，保存民间历史和集体记忆，犹有进者，地方感性对于身分的构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民主化的催发剂，这是其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又容易越过合理的范围，排斥外来者，这是其保守的一面。要如何拿捏这两个面相，成为一个棘手问题。而这在某个程度上关涉到“该如何守护”的问题。 

我会对茨厂街的变化很感慨，这种感慨不纯粹只是情感上的失落，也是生活上的方便与否的问题。比如，对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来说，当茨厂街不断发展、物价不断涨高，午餐就会少了很多选择。 

另一方面，我个人也不完全排斥茨厂街在日后变得面目全非。毕竟，茨厂街在成为茨厂街之前也改变了原来空间的面貌与意义——即便它本来是一块烂泥地，然后才变成人们居住的聚落，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难道不也是面目全非？因此，我们所谓的应该守护的使之不变的“本质”，本来就不过是从特定历史时空下才为之合理的观点。当有一天茨厂街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面貌与特征，对那时候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所认可的不可变之本质了。 

也因此，我们在看待变与不变的课题上，需要适时援引大尺度的时间观来逼迫自己去思考。另一方面，也必须适时提醒自己是否无意中陷入了排外情绪的泥淖。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让大家“放得下”然后对周遭事物变得冷感。能够守护固然最好，但有时大势所趋，挡不住发展的巨兽，则即便要守护，也不见得只有一种办法。 

前阵子在位于戏院街的Lostgens'，看了一部有趣的纪录片，记录鬼仔巷被拆除之前的各种街头巷闻。纪录片中，鬼仔巷的街坊们现身说法，述及此空间各种有趣的人事物。片尾，我们看见一群人合力修理一道卡住的老旧趟栊门，纪录片就在门拉开后结束。趟栊门是古老的防盗门，在鬼仔巷重建时被拆除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实体，至少在影片中，在记忆里，它还存在。 

吴小保，太平人，目前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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