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惊鸿】

发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大家都知道吧？我就不赘述了。

纵观网路上、现实中谈论此事的人们，我发现有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好些人会提到一个概念，叫“西方”，说西方虚伪、对伊斯兰有偏见、刻意不报道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领土期间过度且不人道的暴力行为等。

姑且不理这些人是不是没有在翻阅国际媒体——毕竟《英国广播电视》、《美联社》等新闻机构与通讯社皆长期报道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揭露了不少以色列的暴行——这些人总是在说“西方”，仿佛西方就是同一版图、同一人群、相同想法的共同体。这自然是有问题的，但政客和反美人士在意的似乎是塑造看起来明确的敌人，而“西方”实质为何其实并无所谓。

我不同意这种同质化的“西方”，但在21世纪这个文化结构分类越发细致的年代，“西方”相较于“东方”仍旧很有影响力，常见于政治宣传、学术文章、新闻报道中，甚至是不少欧美人的惯用词汇。

我不解，世界各地的学术、智库、新闻单位等，明明已就研究需要，把文化和地区分类做得那么细致，有东亚、南亚、中东、南美等等概念，为何欧美地区还有许多人仍惯用“西方”来指称自己所在区域？而非欧美地区为何也有许多人也有着同样的习惯？

比起这些疑问，更值得思考的是，“西方”，以及与之对应的“东方”，是否还有其存在的意义？

用敌人的武器自我武装

世界如今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人都能走出国门，也能透过网路了解国门之外的世界。然而，在进入19世纪以前，多是欧美人在往国门外跑，搜集各地资讯，以出身地的认知环境为基础，来理解其它地方。

由于对其它社会的非同质性不甚了解，来自欧美的所谓西方世界的人们很自然地催生出“东方主义”和欧美之外的“东方”——主要是指亚洲地区，偶尔指涉非洲——并对其进行偏差、有褒有贬的文化想象：充满灵性、思想淳朴、社会宽容；野蛮、无知、非理性、肮脏、保守……

东方主义落到所谓东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手中，其偏差与作用开始出现转变。此前，东方主义的主体为西方；后来，东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为了证明自身所处之地的优越，并反抗多为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开始站在东方主义的镜框前，有意无意地展示东方主义的积极一面。

1908年以前，印度国父甘地曾表明英国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虽然在此后开始相信西方文化是具有毁灭性的，却仍是认为印度文化毫无生气。1909年，他在英国读到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将印度文化比作“智慧之地”（Wisdom-land）的研究，以及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怀疑后，逐渐正视印度文化的潜力与珍贵，并对印度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新思考——印度需要对抗的不是英国人民，是来自英国的现代文明，而这才是真正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起点。

人类学家福克斯（Richard Fox）在《萨依德笔下的东方》（East of Said）结合甘地印度民族主义革命的例子，进一步阐释了萨依德（Edward Said）意义下，东方主义的衍生与再生。甘地为了克服消极的印度民族主义，而采用东方主义中对印度积极一面的刻画——以源自西方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图景，去反抗西方霸权对其的刻画。

这种新东方主义与原先的东方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比原来的消极印象伪装得更好，更像是源自于本土，尽管它实际上仍是东方主义的产物。

东方主义的悖论产物

进入19世纪，东方世界各领域精英开始学习、仿效西方，其中就有不少人即羡慕又憎恶西方，也因此逐渐兴起倾向贬义的西方主义浪潮：西方社会的自由开放实际上是生活堕落的前奏；城市是堕落文化的集大成地；西方人虽然生产许多知识，却没有思想，且相当自私……为避免西方的污染，必须在各个方面完全否定西方。“西方”，在他们口中就是“敌人”的代名词。

本地伊斯兰激进右翼就是典型的西方主义者：他们无法接受“乔治市”的命名，因为那是代表西方的英国殖民者所取的名字；他们不见新加坡的繁荣，只见新加坡马来裔少数边缘处境，认为新加坡马来裔都遭到来自西方的英文（外加华人）殖民；他们甚至认为民主、自由主义也是西方文化污染本地淳朴民风的阴谋，应该被淡化和压制，尽管他们大肆宣扬这些理念的社会结构，正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

还有一种西方主义者，他们与其说是相信西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不如说喜欢打着西方主义旗帜行事。中国的许多官员即是一例：他们嘴巴喊着打败西方，却纷纷送孩子前往欧美读书拿绿卡；他们总是喜欢嘲笑西方与其跟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食品安全成虞，却在购买一些重要食品时，例如奶粉、食用油，还是会选择外国货。针对西方的批评，无论是否为真，很多时候是中国政府漠视自身责任、转移民众视线的手段。

自然，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一样，有着积极的图景，比如自由民主、态度和思想开放、个人主义等，但两者皆是一种偏差认知。然而，有趣的是，两者的积极图景皆能促成知识的发展、文化的宽容和交流，但消极图景的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东方主义合理化殖民浪潮，在经济和文化上剥削、压制当地人，给当地人带来社会悲剧，却同时给殖民地带去现代科学，以及思想与社会建构，以作为西方优越的证明，进而播下日后反殖民的革命种子；西方主义则不是作为政治工具打压国内异议者，就是作为宣传工具洗脑特定群众，甚至成为对内外发动恐袭和战争的理由，几乎都是起着破坏的作用，而没有建设作用。

东方消失，西方持存

作为意识形态，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至今仍任主导着许多人怎么谈论东方和西方，更形塑了对待东西方国家的态度与知识生产，甚至文化产业。随着时代演进，谁是“东方”，谁是“西方”国家，以及意识形态本身的含义，也有所改变。

不过，21世纪越往后，我们就越少听到人们谈论“东方”这个概念，惟独“西方”一词仍频密出现。在我看来，这一点或许和新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本质、国际局势、信息交流环境的改变有关。

诸多苏联卫星国在脱离苏联后，纷纷加入西德的世界，成为西方的一员；秉持自由民主、人种与文化相近，加上欧盟的成立，也让他们被认同为西方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显然是对西方主义积极图景的一种认可，这大概也是为何欧洲、北美不少媒体与学术圈子依然惯用“western country”自称的原因。

此外，20世纪后半开始盛行独立运动与社会改制的亚洲国家中，具影响力的人物为给革命或特定社会趋势证明，孕育出了新东方主义。尽管其中仍有部分人继续推崇西方主义，持续塑造东方与西方的社会想象，将其变成一种政治宣传。后者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上世纪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然而，大家可能觉得新加坡经济发达、政治清廉、讲英语、接轨西方金融模式，对西方的模仿是重要的立国基础，但李光耀实际上却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亚洲价值：阶层式的集体主义、家父长制的菁英领导、注重群体和谐、社群利益优先，儒家式家庭主义。

李光耀认为，这才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根本，若单纯效仿西方那套，必然会走向死路。按他本人说法，即是“如果我们没有介入非常私人的领域，像是你的邻居是谁，你怎么生活，你发出什么噪音，你怎么吐痰，或是你说什么语言，我们就不会有经济发展”。

不认可西方主义积极图景、亟需新东方主义色彩自我证明的国家， 则是继续以贬低西方概念来承托自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与其它东方国家作出区隔。这些源自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举措，除了否定掉作为他者滤镜、重在贬损的东方主义外，同样也会让外界对每个东方国家的认知途径愈发细致，以致“东方”概念愈发派不上用场。

另一方面，比起20世纪前半的信息交流贫乏、交通不便，且只有一定阶级、能力的人才能出国的状态，此后信息媒介发达且交通便利，加上全球化的商业、文化交流，让更多人有能力和兴趣，可以亲眼见识或通过屏幕了解世界，不再只限于几个欧美的博物学家或人类学家的记录和研究。就连单口喜剧，在过去也只有关于东方人的歧视性笑话，而如今却将恶搞和玩笑用到了任何地区和文化身上。

以上种种，或许就是造成“西方”仍像个老不死般的存在，而“东方”却逐渐消失的原因吧。

乌俄战争之后，以西方，尤其美国为中心建立的国际秩序已逐渐崩塌，外加中国经济局势的恶化，各小国都想从两个大国所建立却逐渐崩坏的国际秩序中分一杯羹，各国之间此消彼长、时竞时合的面貌也逐渐明朗起来，我们正式进入了国际多元秩序的时代。

尽管有裂缝，对积极图景的西方主义认同依旧存在，“西方”恐怕还能多活一整子，而“东方”恐怕此后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

黄贤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关注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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