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华校募款问题一直是牵动华社神经的重大课题，却在不同时空背景而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只要学校放出募款消息，必然会是一呼百应，为华校募款是全华社响应的活动；近20年来，因为华教内讧，加上年轻一代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对政府各种拨款有更深入的认知，也对捐款持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近年来家总对学校捐款的批评，到前段时间某独中筹款加油榜事件都可见相关态度。

近年国内右翼崛起，以往很多被视为约定俗成的“传统”纷纷受到挑战，包括博彩业的经营到啤酒公司赞助华校募款活动都被公开检视，甚至被批判。这也引起了整个社会严重的撕裂，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摩擦更为激烈，导致问题的根本往往被大家忽视，被带往更为矛盾的争吵。

就啤酒公司为华校募款引发的风波来说，这其中可以包含多层次的问题，包括受到政府资助的华小为何仍需要向华社募款？作为合法经营的正当企业，啤酒公司可否公开赞助各种华校募款活动？受到酒商的支持，是不是就意味学校鼓励喝酒？

当然本文无法处理上述所有问题，因此只聚焦在“受政府补助的华小为何仍需要向社会募款？为何华小钱永远不够用？”的问题上。

全津贴学校vs半津贴学校

熟知我国教育课题的读者都知道，华小被分为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两大类。根据董总等组织的文献可以得知，这种做法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教育部官员以“sekolah bantuan penuh”（全津贴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modal”（半津贴学校）来划分不同学校类别，被华社认为是趁机拒绝为某些学校提供该获得的校舍扩建、翻新等拨款。

教育部一直维持这种不可言状的做法，直到1998年教育部公告《学校建筑物扩建和重建指南》（下称指南），才公然将学校分为全津贴和半津贴两种类别。相关指南将《1996年教育法令》中的“政府学校”（sekolah kerajaan）和“政府资助学校”（sekolah bantuan kerajaan），而拨款也分成发展金（有媒体译为资本拨款，sumbangan modal/ capital aid）和补助金（也称支助拨款，sumbangan bantuan/ grant-in-aid）两大类。

发展金也被称为发展拨款，用于设置建筑物、翻修或扩建现有校舍、为新建或翻修或扩建的校舍购置桌椅板凳或配备等其他指定用途。这类拨款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中，都是以特别拨款的形式发放，自2021年起至2023年，分别提供了5108万令吉、7298万令吉和9251万令吉的总维修拨款。

补助金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行政拨款，但凡资本拨款以外的任何拨款都属于此类，包括各校所需的水电补贴、行政运作费、教职员薪资等费用。

按照相关分类，政府学校就是一般人口中的全津贴学校，学校的所有开支，包括硬体建设与设备更新，及老师、职员、水电等行政支出全部由政府来支持。至于每年可以获得多少的硬体建设、设备维护费用，则视乎是否获得政府批准。这也是为什么仍有不少属于全津贴的华小会向社会大众募款，以填补政府无法（不批准）支付的发展支出。

政府支助学校就是半津贴学校。这类学校的校地归董事部所有，因此政府长久以来都只津贴学校董事会每个月5000令吉的水电补贴，而学校硬体设备的购置与扩充所需的发展金皆需要董事会自行筹募。颁布1998年的指南后，政府也以发展金的名义，为这类学校提供部分校舍维修、设备维护的费用，但因为金额有限，每当需要数额庞大的发展经费时，还是需要仰赖社会大众的善款。

全津贴、半津贴的划分方式与《教育法令》所规范有异，发展金和补助金的发放不足以应付学校软硬体的需求，加上拨款类别与项目在不同政府手中的做法各异，如自2019年起政府学校类别的华小也获得额外的维修拨款——这有异于原本的政府全额支助，却与政府支助学校的发展金雷同——使得很多人搞不清楚华小拨款的操作方式。

过去，董总、教总等华教团体也对教育部如此的操作发表过不少文告和说明，要求政府公平对待所有源流学校，提供足够的津贴予所有类型的政府学校。行动党国会议员暨前副教育部长张念群过去在野时曾承诺，执政后要打破全津贴、半津贴学校的分野，但至今仍维持“传统”，并未见改变。

拨款到底够不够？

无可否认，在相关单位长期不公平政策的执行下，华中、华小皆面对拨款不足的困境，尤其是面对校舍老旧、设备损坏需要更替时，只能够向民众筹募捐款。只是燃眉之急一定会向民众募款，但向民众募款的活动就一定是燃眉之急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举个例子，教育部每个月津贴每间学校最多5000令吉的水电费，然而对全校冷气化、每间教室都有桌上型电脑、投影机和精明白板设备的华小而言，5000令吉很显然不足以应付每个月的水电开支。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成效，学校董家教每年就必需筹募学校日常运作的水电费，这还不包括冷气等设备的维护、更换等支出。

我们要以何种标准，评断政府给予的教育拨款是够足够与合理？谁能够判断各种建设、开支的合理和效益？为何国中与国小不需要全校冷气化，而华小就有这个需求？精明教室每年耗费庞大的维护费用，在教学上扮演的角色和效果又有谁来评量、审核？向大众筹募数十、上百万的礼堂、讲堂，是根据何种考量的需求？

很显然，很难要求华小跟随一般国中国小的标准行事，而且这些议题又涉及董事会主权，万一处理不好，就会给政府这个传统华教压迫者带来无穷的麻烦。因此，募款活动在这个时候就是解决这些财务问题的最好方案。至于谁愿意配合捐款，只要不犯法，相关单位大多时候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毕竟只要董事会和华社没问题，谁又要自找麻烦？

也因为如此，华教募款成为大马华社的“传统文化”，各校可以根据董事会决定的需求向大众募款，只要不犯法，没有人会过问也不会有人质疑其中的需求和合理性。

啤酒公司所赞助的义演活动，就是在这个脉络下出现的。根据华总总会长吴添泉的说法，啤酒公司所赞助的义演活动，在过去数十年来为华校募得近十亿义款。啤酒公司得到他想要的公关效果，学校也得到所需要的发展基金，这不是双赢局面吗？

反思啤酒业募款角色

大家对于伊党近年来的表现，与该党议员的各种右派言词都有意见，但这次的争议确实提醒了华社该反思啤酒业（甚至是博彩业）在华文教育募款活动的角色。

虽说啤酒业没有直接捐款给华校，但所扮演的活动赞助人角色，在活动海报、票券与宣传文宣中大量出现相关公司的名字、商标和符号，确实间接助其达到广告公关的效果，也将华教与相关行业捆绑在一起。这会对教育发展带来何种效果，的确该好好反思。

这一连串的争议，华社可以一如既往地将华教视为受害者，并以长期合作都没问题，伊党根本就是挑事的态度回应，也可以趁机会反思华教过去的募款困境。

除了思考华教为何永远不够钱，华社也应该一并趁机检讨华教与啤酒业（博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回归教育的基础来反思未来该如何看待与协调与这些行业的合作方式，才能够对华文教育发展的未来起到正面的意义。一昧将过去的方式毫不反思地复制与重现，并不是唯一的方案，毕竟在不同时空背景和社会变化，就必须要有与时并进的合作方式，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黄瑞泰，独中老师、隆雪华堂文教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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