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草行动】

近年来，修宪成为热门话题，近期较著名的案例，先有2022年通过的反跳槽条款，后有今年因海外产子案而推出的公民权修宪提案。

2022年全国大选后，绿潮崛起，坊间更兴起了能否透过修宪，将马来西亚转变成回教国的讨论。

《联邦宪法》作为我国最高法律，不仅是所有法律的根源，也承载着各族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想象，如民主、人权、三权分立等等，是维护全民和谐的社会契约。

《联邦宪法》第159(3)条文规定，修宪案必须得到国会三分二的支持才能通过。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第159(4)条文阐明，部分修宪案只需获得国会简单多数支持就能通过：第159(5)条文规定，马来统治者、元首特权、国语地位、土著特权相关修宪案，必须得到国家元首御准才能通过；第161E条文规定，攸关沙巴及砂拉越权益的修宪案，必须得到州元首同意才能通过。

虽然修宪有一定的门槛，但总的来说，涉及基本权利和三权分立的条文，只需国会三分二的支持就能通过。那么问题来了，如今国内种族主义高涨、保守势力抬头，政治人物是否能任意修改《联邦宪法》，剥夺或约束宪法赋予的人权呢？

恶法亦法？

恶法是否合法、人民有没有义务遵守，一直都是热门的法律辩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能够从自然法论和法实证论的角度切入思考。

恶法非法（lex injusta non est lex），是自然法论（natural law）的核心。自然法论认为，法律的正当性（authority），源于它的道德性（moral facts），也就是说法律须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正当程序以及对社会具有建设性。因此，当国会订立恶法，该法律便失去了正当性，人民也就无需遵守恶法。

反之，法实证论（legal positivism）则认为，只要法律是由合法机构透过合法手段所订立，那么无论该条法律是否恶法，都拥有正当性，人民也有义务去遵守。

举例，若今天国会透过正当程序订立种族隔离法律，前者会认为这是铁板钉钉的恶法，当然是不需要遵守的；后者则会认为这是国会透过既定程序制定的法律，管它是好是坏，理所当然是需要遵守的。

修宪案的善与恶

另外，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国会是否能通过修宪案，移除《联邦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财产权、教育权呢？又或者，国会是否能废除宪法下的民主框架，将马来西亚变成集权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先探讨我国是否秉持基本结构主义（Basic Structure Doctrine）。

基本结构主义说的是，宪法具有一些不能被改变的基本特征。换言之，若国会尝试修改宪法的基本特征，法庭就有权宣判这些修改无效。

在Sivarasa Rasiah v Badan Peguam Malaysia中，法官认为《联邦宪法》第二部分下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是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在后来的联邦法院案例中，可知宪法的基本结构也包括三权分立以及司法自主权。

在我国，基本结构主义最早在Loh Kooi Choon v Government of Malaysia中被提及。在此案中，联邦法院强调我国司法体系不承认基本结构主义，换言之，只要国会按照第159条文下的程序修改宪法，无论修改的内容是什么，都是合法修宪。

显然，此案的判决更倾向于法实证论，在决定一条法律是否正当时，法庭只注重立法的人是谁，以及立法的过程是否符合程序。至于法律的内容是否侵犯人权、违反公平正义，都不会影响该法律的正当性。

在2010年Sivarasa Rasiah一案中，联邦法院首次承认基本结构主义。

此案中，联邦法院接纳基本结构主义为司法的一部分，并强调《联邦宪法》中的基本自由、公民权、国家元首及马来统治者特权、三权分立、君主立宪都是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换言之，若国会意图通过修宪案推翻以上几点，那么该修宪案将会被宣判无效。

这项法院的判决更倾向于自然法论，意即一条法律是否合法，不能单看立法者和程序，必须检讨法律的内容本身是否会侵害《联邦宪法》所彰显的精神。

此后数年的几宗联邦法院判决不尽相同，有的接纳，有的推翻，而目前最后一宗讨论基本结构主义的案件，是2022年的Dhinesh a/l Tanaphll v Lembaga Pencegahan Jenayah，在此案中，联邦法院重申了基本结构主义作为我国司法的核心之一。

自然法伦和法实证论的碰撞

倾向法实证论的判决中，法官们秉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坚持认为宪法赋权国会修宪，因此不管国会如何修订宪法，司法也不该过度干预。这派意见也认为，《联邦宪法》应因时制宜，让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将它改得符合当代的价值，若司法阻挠国会修宪，只会让《联邦宪法》变成法老石碑，顽固而过时。

反之，倾向自然法论、认可基本结构主义的法庭判决，则将重心放在《联邦宪法》第4条文，即“《联邦宪法》作为我国最高法律”。法官认为，既然宪法是最高法律，那么司法就必须守护这一原则，撤销所有违反宪法的法律。这派意见认同，《联邦宪法》须顺应时势而改变，但其基本结构乃是立国之初人民之愿，它象征着马来西亚的精神，其中的基本自由更是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断没有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理由。

光看理论，法实证论认为，人民投选出民意代表进入国会，国会所指定的法律必然就承载着民意。但事实上，在“赢者全拿”的选举体制下，我们选出的民意代表，真的代表了多数民意吗？

举例，候选人甲、乙、丙分别拿下了40%、30%、30%的选票，候选人甲当选了，却甚至无法代表一半的民意。再者，少数民意难道就应该被牺牲和忽略吗？即便真的投选出能够代表全民的阵容，他们上位后又能否秉持初心，制定符合民意的法规呢？

因此，在混乱的政局下，唯有从自然法论以及基本结构主义出发，我们才能有效地检讨国会制定的法律，它不仅需要复符合既定程序，也同样必须符合《联邦宪法》所定下，同时也是民间认可为普世价值的立国原则。

能否修宪成神权国？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国会能否修宪，将马来西亚改为神权国？

首相安华曾说，马来西亚既非世俗国，也非神权国。

有人认为，安华的言论只是政治话术，但法律上，安华说的未尝不是事实。神权国的最大特征，就是根据宗教教义和经典治国，而《联邦宪法》虽然是一份世俗的法律文件，却也承认伊斯兰法的地位。

话虽如此，要完全把马来西亚转化为神权国，或意味着三权分立和人民的基本自由有着颠覆性的改变。这些元素都是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司法门槛仍有着一定制约的作用。

不满意就移民！

《联邦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是从我们的先辈至今，对马来西亚，以及成为马来西亚人的期许。我们更不能够忽略，虽然宪法保障了我们部分自由，但我们都是共同舍弃了部分权利，才换来这份保障。

因此，当国会试图修宪或订立其他法案时，或许我们应该注意的，不仅仅是哪个政党带头通过、哪个部长倡议的法案，而更重要的是这份法案本身，对你我的福祉，有着怎样的影响，并就此作出回应，如开腔表态，甚至示威抗议。

每当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示威、民间运动的新闻时，总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国家就要遵守国家的政策，不喜欢就移民！”。若是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此类网民都是法实证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只要法律写在皇榜，不管是歧视人民还是欺压百姓，我们都有义务要遵守。

然而，宪法作为社会契约，是社会里的各族人民，自愿舍弃部分权利和自由，以换取政府所给予的庇护与安宁。举例，人民自愿舍弃部分财产权，上缴税务予政府，目的就是了为了换取政府对国家的发展。因此，当政府违反契约，无法给予人民所要求的庇护与安宁，那么人民便有权利去反抗。 

换句话说，当我不满意国家政策，移民（退出这个政体）只是其中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留下并反抗，这跟你投诉隔壁邻居太吵和门前有个大洞，而不选择搬走，是一样的。

毛紫蒨，马大法律系毕业生，现为从事法律工作的社畜。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