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之力】

资深马来左翼知识分子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于6月29日辞世，他生前大力提倡的“人民主权”（ketuanan Rakyat），会否随着斯人的离去而消逝在风中？

马来政治在二战后可分成两个群体，一个是以巫统为代表的建制派，一个则是以反巫统势力组成的反建制派。在马来政治文化中，前者是右翼，后者则是左翼。

在战后初期，“左翼”在马来社会中还是个相当含糊的概念，它主要指涉处于巫统对立面的所有反对势力，成分复杂而多元。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和演变，马来左翼的多元光谱越来越清晰。

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马来左翼可进一步区分为激进左翼（共产党）、社会主义、伊斯兰左翼、摇摆不定的左翼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认同上，上述的分法有三个关键概念，即阶级、宗教和民族，个别人或政党可按不同成色，而被归纳到不同的左翼光谱。

赛氏属于上述政治光谱中的社会主义者，根据《赛胡先阿里政治斗争回忆录》（Memoir Perjuangan Politik Syed Husin Ali, 2012），他在大学期间曾特意去拜会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布哈努丁（Burhanuddin Al-Helmy）和伊沙（Ishak Haji Muhammad）这三大马来左翼巨头。在该次会面，三人给予年轻的他一个劝告：作为大学生，他必须为国家的真正独立而斗争，同时也必须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

赛氏把三人心传身授的左翼理念深藏心中，返回大学后不久就申请成为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sia）的党员。加入政党后，赛氏一方面勤于著书立说，一方面忙于党务，追求左翼理念的实现。

虽然他坚定地信仰左翼理念，却丝毫没有受到激进左翼思潮，如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坚持走温和的议会斗争结合社会抗争路线。概括来说，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关注三大区块，分别是“政治自由”、“社会正义”、和“国民团结”，三位一体，环环相扣（见赛氏著《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Harmony and Conflict》，页62）。

政治自由就是民主化，主张人民有权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威权政治。社会正义则是指平等分配财富与就业机会，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国民团结，顾名思义，指各族和睦共处，团结友爱，共享一个国族身分。

三者之所以是环环相扣，是因为在他看来，政府为了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而不愿意去落实真正惠利于民的政策；而人民又因为族群、宗教与文化的分歧，如同一盘散沙，无法团结一致去推翻由少数群体把持的威权政府。就此而言，若要实现社会正义，人民必须团结在一个共享的国族身分，然后催促国家的民主化。

赛氏的这一套政治见解与主张，后来也以“人民主权”来概括，并与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抗衡。

赛氏曾在回忆录中直言，“对我来说，马来人主权就是种族主义。我可以接受马来主权，假如它注重照顾马来底下阶层，同时为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底下阶层人民的命运而斗争。唯其如此，它才不与人民主权有矛盾。”（页287-288；笔者自译，下同）

在他来看，所谓马来人特权（hak keistimewaan Melayu），不过是政治精英的障眼法，用来维护上层阶级的少数者利益，即各族的政治精英、企业大老板、外国资本家等，它并没有真正惠利平民老百姓。

赛氏对马来人特权的批评甚至延伸到宪法，例如第153条文规定奖学金、高等教育学额等必须保留一定配额给土著（所谓固打制）。赛氏虽认为必须予以尊重，却同样表明宪法须因时因地制宜而修改，并表示固打制必须用来帮助土著中的弱势群体，同时不可侵害非土著的权益。赛氏也批评一些人，试图把宪法条款列作马来人主权的正当性来源，而严正指出“宪法条款并不应该作为主张马来人是这国家的‘主人’的理由。”（页288）

显然，赛氏的政治主张是与马来人主权——强调马来人地位必须崇高于所谓的外来移民（pendatang）——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他拥护现代社会普遍接纳的平等尊严政治（the politics of dignity），相信每一个人不因为其出身、性别、宗教等而有不同的地位。

这个平等理念也进一步延伸到经济领域，他提倡机会平等，主张公平的财富再分配。由于马来人作为一个群体，普遍上比其他族群更弱势，故赛氏除了提倡“基于个人的财富再分配”，也主张“基于群体的财富再分配”；后者被规定为只能扶助贫弱的马来人，而非所有马来人。

犹有近者，在回忆录中他更直言，扶弱应根据需求而非肤色去进行，而由于马来人普遍上比起其他族群更贫困，因此是这个扶弱政策的最大受惠群体。这是他与同样关心马来人议题的马哈迪最大的分歧，后者在《马来人的困境》中主张政府应不论贫富帮助马来人。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平等尊严政治，赛氏只对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fo difference）——即多元文化——作了有限度的承认。就此而言，他如同许多传统马来左派人士，主张透过一种语言来构成一个国族，由一个国族拥有一个国家，即所谓的一种语言，一个国族，一个国家（satu bahasa, satu bangsa, satu negara）。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1990年代全球化之后，赛氏对多元文化固然有了不同的体会与认识，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和立场，恐怕跟大部分华人还是有一些距离。相对于此，在“平等尊严政治”方面，他反而可以轻易在各族群中找到志同道合者。

阿都拉曼恩篷（Abdul Rahman Embong）在《国族国家：过程与辩论》（Negara-bangsa: Proses dan Perbahasan，2006）中，辨识出大马建国中曾出现的五种政治理念，分别是：（一）推崇英语的土著主义；（二）推崇马来语的土著主义；（三）不分你我，提倡多元，但推崇马来语的多元文化主义；（四）不特别推崇任何语言和文化的公民国族；（五）伊斯兰国。

从今天的局势来看，这五种政治理念的板块也许有所变化——比如伊斯兰主义已经朝向土著主义靠拢，放弃非种族主义路线——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上述的讨论，赛胡先阿里的左翼理念或人民主权，可归属于（三）。而大马华人与各族进步人士的政治理念，大致上都落在（三）和（四）之间，而排斥（五）、（二）和（一）。换言之，赛氏的意识形态与各族群的进步理念有一定亲和性，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人民公正党的创党元老，赛胡先阿里在回忆录中努力把人民主权列作该党的斗争原则与目标，并为其追溯、建构一个本地左翼政治的道统：从战前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到战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和人民党，其抗争精神即为人民而斗争，代代传承，永续不灭，如今这个薪火已传承给与人民党合并的公正党。

然而，若回溯公正党创党初期就尽量拉拢左右政治光谱，包括巫统叛将、伊斯兰主义者、传统左派与自由派，就可知道公正党的成色相当不纯，赛氏这番操作（把它与马来左派的道统挂钩起来），何尝不是缘木求鱼？或者说，他希望人民主权论述可以对该党起到劝诫与规范的作用？

事实上，说这是缘木求鱼可能也不完全正确，毕竟安华在前几届大选期间，也确实高调提倡人民主权，并吸引到了许多改革派人士的支持。

然而，2022年大选过后，再次上台的希盟吸取第一次执政失败的教训，对改革一事不操之过急，本来这实属好事。但是，会否为了稳住政权，改革者反而被权力腐化，背弃信诺？又或者，当初的改革承诺不过是取得政权的甜言蜜语？这很难说。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个号称改革的政府，看似是朝向（一）、（二）和（五）的方向前进，而非（三）和（四）。就此而言，赛氏念兹在兹的人民主权，在他离世之后虽不至于没有后继者，但却可能无法完成于其亦师亦友的战友安华之手。

吴小保，太平人，目前任职于华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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