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136令吉除以50，得到的数额，就是处死一个人的代价”，老板到加影监狱会见当事人后如是说。

2023年，国会通过《废除强制死刑法令》及《检讨死刑和无期徒刑（联邦法院临时权限）法令》，正式废除强制死刑和无期徒刑。死囚和无期徒刑囚犯可在法令通过的90天内申请刑罚检讨以寻求减刑，刑期介于30年至40年。

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幸为其中一名申请者提供无偿法援——他因走私军火，在15年前被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军火法令》第7条文，走私军火者，将被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首次见到当事人，他的形象与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他在监狱的有限条件下，将自己的外表收拾得相当整洁；态度平和有礼，没有想象中黑帮大佬的暴戾之气，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中年男性。

一问之下，方知他根本不是军火贩。所谓的走私军火，是他拥有一把手枪和五十颗子弹。当年，一把手枪要价500令吉，50颗子弹则要价136令吉。一把手枪、一颗子弹，就足以将他送上绞刑架。

非法拥有这等数量的军火能否构成“走私”，是值得一辩的。然而，由于当事人教育程度不高且并不富裕，当年就在没有委任律师的情况下，接受了检方的认罪协议——他认罪，检方要求判处无期徒刑而非死刑。

迷思：死刑能够阻吓犯罪

废除死刑的想法，最开始是希盟政府在2018年所提出；2023年，团结政府正式在国会提呈废除强制死刑法案。

必须提醒的是，这项修法并非是完全废除死刑，废除的只是强制死刑，赋予了法官量刑的权力，法官仍有权酌情判处死刑。

这实际上符合法理学上的法治（rule of law）原则——专断的法律将限制司法完全发挥其角色，以致正义无法得到伸张。因此，适量的酌情权，是法治社会模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尽管如此，民众当时多有反对，其中或多或少是缘于对法案本身的误解，而其中最典型的反对理由，是废除死刑会加剧犯罪率。

在马来西亚，可判死刑的罪名有34项，但大部分死囚的罪名都是运毒。

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马来西亚共有906名死囚，其中67%涉及运毒，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警方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运毒案件在过去数年并没有显著增减少，涉嫌运毒而遭逮捕的人数维持在12至13万间。

在修法前，运毒的唯一刑罚便是死刑，如若死刑真如许多人设想般能够吓阻犯罪，又何以还有那么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反观冰岛、纽西兰、爱尔兰、丹麦、奥地利，尽管已全面废死，仍是世界上最安全国家前五名。

由此可见，死刑能够起到威吓作用，进而降低犯罪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犯罪根源的另一层思考

若肯放下成见，认真探讨这些罪犯的背景，就会发现他们往往不是什么穷凶恶极的人，会参与犯罪活动往往出于无知或生活所迫，根本原因是社经地位低下。

美国经济学家盖瑞贝克（Gary Becker）就曾申论，如果犯罪所带来的回报高于所需付出的代价，则犯罪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对于收入低微的阶层而言，哪怕是面对死刑，犯罪的微薄回报仍是极具诱惑力的，毕竟他们所失去的只是卑贱的生命，而得到的是（哪怕是一时的）温饱！都快要饿死了，还管它犯不犯法？

就以运毒而言，这些往往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罪犯，实际上也大多是受人所指使行事，从中的获利微乎其微，只是幕后操盘手廉价的棋子/替死鬼。而这些幕后操盘手，鲜少会被抓获，更遑论受到惩罚。

我们将这些替死鬼一个接一个地送上绞刑架，而替死鬼预备役也一个接一个地接踵投入运毒事业。死刑无效阻止犯罪，我们集体杀死那么多生命，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万不该便宜行事地将罪犯处以极刑，一味认为将罪犯送上绞刑架就能换得天下太平，然后轻飘飘地揭过这一页，继续忽视各种犯罪背后那盘根交错的社会问题，如贫困。

刑罚并非一味追求阻吓和惩罚，亦有着改造罪犯的作用。如果社会懒惰地依赖严刑峻法，继续对犯罪的成因毫不关心，那么肉里的刺将永远都不会被拔除。

仍缺席的修复式正义

死刑是最重且不可逆的刑罚，因此司法在作出相关判决前，必须格外谨慎。

印度虽然仍保留死刑，但法庭在判处死刑时须遵循“稀有中的最稀有”（rarest of the rare）的原则。换言之，只有真正犯下不可饶恕的残忍罪行的被告，才应当被法庭判处死刑。

反观，在马来西亚，相较一般重罪，走私毒品和军火的罪行相当容易成立。

在一般刑事案件里，检方有举证责任，需要向法官证明被告犯下罪行的可能性已超越合理怀疑。然而，援引《危险毒品法令》和《军火法令》作出的检控则不然，只要被告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或军火，法律就假定他们的行为构成走私，除非被告能够反驳这项假定。

换言之，举证责任从检方转移到被告身上，检方无需证明被告实际上走私毒品或军火，而是被告必须自证清白。

团结政府如今废除强制死刑和无期徒刑，究竟会带来何种利弊，盖棺定论尚且过早。但无可否认的是，此举顺应了全球趋势，我国正迈向文明国家处理社会安全问题的做法。

政府下一步应该要做的，除了改善执法的透明度以外，还应当推动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以帮助受害者与其家属恢复正常生活，同时让罪犯正视及忏悔自己所带来的伤害。研究表明，修复式正义也有助降低再犯的可能。

刑事案件往往聚焦在被告，庭审的关注点在于被告的罪名是否成立，如何判罚。受害者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被忽略的。在修复式正义的模型中，受害者才是主角，受害者有机会讲述自己的处境，并提出诉求和希望获得的补偿；这一模型也侧重于罪犯的反省，与对补偿受害者。

根据英国修复式正义委员会的数据，高达85%的受害者对以修复式正义为主导原则的司法运作感到满意。

不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

在联邦法院等候裁决那天，一名男囚在法官宣布改判有期徒刑后，激动得当场落泪，被狱警带走时频频对代表律师和法官以眼神和动作致谢。

几名因运毒而被判死刑的缅甸籍女囚，从头到尾面无表情，但在其中一人被叫上被告席时，我看见了她们轮流伸出被牢牢拷住的手，偷偷地握了握同伴的手。

统一的囚服和沉重的桎梏下，他们仍保有不可磨灭的人性，以及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那一刻，他们不再是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希望借着申请刑罚的机会，民众能够听到每一名囚犯真实的、不加掩饰的故事，进而促使对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进而着手解决。

回到上文所述的当事人，虽然他屡屡表示提交检讨申请只是碰碰运气，但眼里对重获自由的希冀却无法掩饰。

后来，法官在考虑一系列的减刑因素后，将刑罚从无期徒刑降为法律所允许的最低30年有期徒刑。

庭审结束后，当事人对我们表达了感激之情。当他谈及出狱后回家与家人团聚，以及开家小铺养活自己的计划时，眼里所迸发的光芒，是我在这个案件中获得的最丰厚的回报。

廖品淳，马大法律系毕业生，现为见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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