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天德：会党大佬，还是能屈能伸的商人？

【南国筑梦】 

会党大佬，给人的一般印象是霸气十足，能呼风唤雨，穷凶恶极。

在19世纪的槟城，便有这么一位公认的会党大佬，那便是邱天德（1818—1890）。

现在的槟城人，或许并不知道他是谁，但对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槟岛亚依淡的天德园、天德路，以及贯穿天德园的天德大道（Lebuhraya Thean Teik）便是以他命名。

邱天德是研究槟城19世纪历史时，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许多研究对邱天德家族的兴旺，归结于会党控制、宗族内聚力、从事贸易、热心社会公益这几个面向。此外，他会党大佬的身份，经常使他被放在殖民政府对立面的角度来理解。

然而，除了前述面向之外，邱天德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法律治理下的贸易港市商人，他是否真的只凭借穷凶恶极立足？本文想讨论邱天德如何在不同年代调整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化地换取安身立命的筹码。

邱氏的事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早期本地华商的多面性，同时反思现今华社对于华人先贤的论述。

谁是邱天德？

邱天德出生于1818年，是槟城土生的第二代。

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槟城开埠不久，贸易核心地位正在形成，国家力量也由弱转强的时候，可以说是跨时代与槟城一起成长的华人。

邱天德在青年时期便接手父亲邱月照的生意，展现其商业长才。

他在槟城坐拥大片土地，也投资周边地区的土产贸易，例如槟城郊区的椰子种植、威省的甘蔗种植、拿律和普吉岛的锡矿。

邱天德在拿律海山矿区扮演资助者的角色。为了受益于规模经济，他也开设熔锡厂以及贸易公司，同时垄断各种日用品，特别是鸦片、酒以及其他必需品的销售，可谓产业上下游垂直整合。

除了土产贸易之外，邱天德也是槟城最重要的苦力贩运商，主要为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和霹雳、暹南矿区提供苦力。

与殖民政府关系紧张

挟带商业的实力，他在1853年就从邱肇邦手中接过建德堂（也称大伯公会）盟主之位，此后就以会党首领面貌示人。当时的建德堂，成立尚不足10年。

建德堂是由福建漳州土生华人所组成的会党，当中成员多是贸易商、店主，经济实力雄厚。在邱天德的领导下，建德堂很快便跃升为槟城最具实力的大党，与老牌的义兴公司分庭抗礼。建德堂也随着这些福建商人的脚步，往暹罗、缅甸各地设立分会，而作为总堂盟主，邱天德地位举足轻重。

资料上，邱天德并不是个正面角色。

1859年2月，建德堂与义兴公司爆发冲突，槟城许多地方都陷入大规模骚乱，造成许多店家停业。政府也出动军警出来维持秩序，旅居槟城的欧洲社群也组成特别保卫队以求自保。

作为建德堂首脑，邱天德被当局下令拘捕。羁押期间，邱天德被允许以5000卢比的天价保释。获保释放当天，建德堂出动了大阵仗队伍迎接邱天德。

同年9月，建德堂又与和胜公司爆发长达一周的大规模冲突，邱天德再次被捕。

为了与政府抗衡，邱天德下令建德堂成员罢工罢市。由于建德堂领袖把持槟城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命脉，罢市行动令槟城商业活动遭到重创，英国当局对此束手无策，只好释放邱天德。

1867年，建德堂再度与义兴爆发冲突。此次暴动中，两派华人也结合了马来印裔社群的红旗会及白旗会，当中涉及到3万名华人和4000名马来人印度人，无论是参与人数或是影响范围，都比1859年的冲突要大许多。

两大对立阵营的械斗持续10天，过程中使用了大炮与枪械，建德堂也为盟党红旗会领袖Che Long提供军火。据说，龙山堂邱公司外的大铳巷便是因此次冲突而得名。暴动过程中，市区的欧洲社群也自发架设武装哨站保护自己的街区。

英国人将此冲突定性为暴动，称之为“Penang Riots”（槟城大暴动）。作为建德堂领袖，邱天德被认为是这场暴动背后的策动者，因此裁以最重刑罚——死刑。

然而，考虑到邱天德在槟城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局对此判决仍有着许多顾虑，担心社会出现反弹力量，因此改判7年有期徒刑。不过，邱天德在服刑期间，还是影响到槟城的罢工罢市行动。 

正因为这些与殖民政府站在对立面的“丰功伟绩”，为邱天德建立起会党大佬的形象。

对此，殖民政府官员是这样理解他的：在《1867年槟城大暴动报告书》中，英国人说他是槟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英属马来亚警察政治部助理处长梁康柏（Leon Comber）在所著《马来亚华人秘密会社》（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也表示，邱天德乃是华人秘密会社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经常与殖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曾经被判死刑的邱天德，是否就意味着他仇视英国人，反对殖民政府？

亲近殖民政府的华商

虽然邱天德是以会党大佬的姿态出现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献中，但到了1870年代末，邱天德的形象开始出现很大的转变。

这个时代背景与之前有所不同。1874年，殖民政府成功平息拿律战争，顺势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等地纳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环，殖民政府力量自此到达另一个顶峰。此时的邱天德已是天命之年，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时期的邱天德有着更成熟的社交手腕。

1875年，协助调停马来土邦纠纷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Sir Andrew Clarke）卸任返回英国时，三州府（叻、屿、甲）百余名华人头家就连名登报发表公开声明，欢送并感谢总督的贡献，邱天德也在其中之列。其余还有在拿律坐拥大量利益或资产的大头家，如胡泰兴、王文德、王明德、胡维棋、叶合吉等人。

1886年，海峡殖民地总督卫尔德（Sir Frederick Weld）为二女儿举办婚礼，海峡殖民地重要的华人头家也是受邀的座上宾。其中邱天德、谢德顺和郑景贵便联合赠送名贵的钻石首饰作为贺礼。

1887年，正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金禧纪念，英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都为此大肆庆祝，槟城政府为了举办庆典，也在当地发起英女皇登基纪念捐。最终共197人捐款，其中就有槟城政府官员、欧商、华商和马来阿拉伯商人。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社群虽然捐款人数较多（50人），但平均每人仅捐献11.26元，而华商虽然人数（37人）不及欧洲社群，但平均捐款额较多，为14.59元。邱天德也在捐款者之列，其中还能够见到王文德、王文庆、许武安、胡维棋、郑景贵等会党大佬。

由此看来，许多商人致力于同政府维系良好关系。类似邱天德的案例其实不少，像是富商谢增煜，便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之际，独资3万5000元，在槟城当时最繁忙的金融区及政府大楼旁的主要干道处兴建维多利亚女王纪念钟楼，在钟楼显眼处也刻上“Presented to Penang by Cheah Chen Eok, Esq., in commemoration of H. M. 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1837-1897.”钟楼现在仍是乔治市的地标。

从上述列举的事迹看来，邱天德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看似与政府关系紧张，但实际上就如同其他会党大佬一般，与政府的关系也相当暧昧，相当重视与英国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借由诸如婚宴、女王登基等平台上的实际参与、示好，以期给统治者带来良好印象。

目前尚未有记录显示邱天德曾接受英殖民教育，因此他与其他即土生又受英殖民教育的华人，如就读大英义学的鸦片饷码商辜上达，在本质上和思维上都有所不同——邱天德与殖民统治者的密切关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法治社会中的邱天德

事实上，无论政府力量是强是弱，华人在许多层面仍然需要仰赖公权力，例如归化为英籍民以享有英国在贸易上给予的保障。

在拿律战争僵持不下时，邱天德也与其他商人共同连署，希望政府介入。殖民政府也会以拿律大佬们在槟城的房产，作为华人遵守《邦各副约》的抵押品。拿律战争结束后，土地分配权力收归国有，矿地也需要殖民政府的审批，且有权注销土地使用权。

在饷码制度下，殖民政府也定义了合法与非法的界线。在合法的范畴内，投得饷码权的商人拥有合法身份，但价高者未必得，例如1879年霹雳饷码招标时明文规定，“The Government of Perak does not bind itself to accept the highest or any Tender”，因此若要从殖民政府手中获得机会，首要条件就是取得对方的信任。

在这套游戏规则中，邱天德并非全赢或全输。

他时而成为当中的失利者。邱天德和族人邱忠波曾是槟城最大的苦力贩运商，然而1870年代中以后，苦力管理权归于政府手上，由华民政务司负责。殖民政府甚至规定，苦力在离开海峡殖民地前往马来土邦之前必须签约，在约内规定了他们的薪资、工作时间等权利与义务。

更多时候，邱天德是游戏规则中的得益者。例如在槟城大暴动由死刑改判7年刑期后，邱天德便是在律师的辩护下，于法律框架内获得赦免。1880年，邱天德与其他海山—建德堂领袖也取得霹雳拿律、司南马、江沙、近打河谷、下霹雳、柏南（Bernam）等地赌博、当店、鸦片、香烟以及酒的饷码。

1884年，海峡熔锡公司（The Straits Tin Smelting Company Limited）注册资本达3万元，随后开始登广告公开招股，公司董事阵容包含欧洲洋行、银行负责人，而邱天德也是这个欧资董事部的一员，显见他在英殖民法律框架下，仍然能够掌握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总体而言，邱天德生活的年代，横跨了槟城贸易港市政府力量不断强化的过程。以邱天德这么一个被定调为危险人物，曾遭到殖民政府关押的人，并非永远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而是不断调整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拜別唐山生活在英国领地的华人，在许多层面上需要受制于在地政府，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帮助，所以如何顺应当地的游戏规则，会是制胜的关键。

我们习惯以会党大佬来看待邱天德，但会党大佬只是他这号人物的一小块拼图。就其事迹看来，他更应该被视为能屈能伸，懂得将这层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商人。

像邱天德这样具有开拓能力的人物，经常是本地华社所推崇的先贤。然而，在公开场合讲述他们的事迹时，其会党大佬、苦力头子、鸦片大王等客观事实，经常是华社领袖们难以启齿的部分，因此大多采取避重就轻，纯粹以其所作出的贡献加以雕饰。

要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个面向，其定位甚至是动态的。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将更具有讨论及教育价值，而不是只停留在二元的价值判断中，更不会陷入与马来人之间，针对华人先贤是否是“pemimpin kongsi gelap cina”的口舌之战。

正确的认知，能使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生活得更加自信。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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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er, Leon. 1959.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 New York: J. J. Augustin Incorporated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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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Yee Tuan. 2015.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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