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与环保密不可分：伊莉的两线正义之战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虽然不少人将伊莉形容为环境保护主义者，但这名社运分子更喜欢以“生态女性主义者”来定位自己。
对她而言，保护环境与捍卫女权，两者密不可分，尤其是在气候危机之前。
伊莉（Ili Nadiah Dzulfakar）也是马来西亚气候行动组织（Klima Action Malaysia，简称KAMY）的联合创办人。
她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限于解决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
反之，伊莉所主张的是“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即确保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受到公正对待，免受“富人”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
伊莉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透露，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是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是女性，尤其是边缘群体的女性。
她说，虽然原住民社区普遍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但女性通常是直接受到这些极端天气和生态系统变化所影响。
她举例，在干旱时，往往是女性负责寻找水源，以及设法运水回家以处理家务。
在许多土著和乡下地区，女性也需负责耕作。
当农地因洪水频发而遭破坏时，女性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来养家糊口。
当志工开启抗争路
伊莉是于2016年到吉兰丹和雪兰莪的原住民社区当志工后，由此踏上了生态女性主义者之路。
当时身为工程师的她刚从欧洲返马。
“对我而言，（当时）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与西马原住民一起工作。”
“我看到环境恶化的程度，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在与原住民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伊莉发现自己开始不断寻找方法，以解决原住民所面对的问题。
这也促使她到位于士毛月的诺丁汉大学，攻读环境科学学士学位，以深入了解气候变化问题。
“那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若不解决人们面对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
“如果你想拯救森林，就必须帮助人们。确保他们享有权利……一切都围绕着人展开。”
仅七年时间，伊莉如今已是政府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委员，而KAMY也成为大马公民社会中，经常为气候变化课题发声的组织。
从女权谈环境遭网暴
谈论自己的过往经历，对伊莉而言，并非易事。
虽然伊莉是公众人物，但她从不轻易透露个人经历、出身和家庭，而这份“谨慎”，源于2020年的一次痛苦经历。
当时，她透过在线方式参与了“16天打击性别暴力行动”的一场活动。该活动从11月25日（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开始至12月10日（人权日）。
那是在一个女权非政府组织的宣传活动，她在该宣传活动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分享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
之后，当活动正式推介后，伊莉正在进行田野调查，因此与社交媒体隔绝。
两日后，当她重新上网并登入其推特（现已改称X）账号时，发现有成千上万条充满敌意的信息等着她。
“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在我从女性主义视角讨论气候行动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处）分享我的个人资料。”
“我收到许多批评我的言论的回应，当中也有许多厌女者。”
那次经历也让她再也不使用社媒X。
不过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她的性别歧视攻击也加强了她的观点，即为了争取气候正义，就必须解决系统性问题。
她说，要做到这点，就需挑战父权制及男性主导的情况。
“当前的经济模式是高度父权和剥削。”
“当我深入探讨这个论述时，很多人都感到不安。”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是决策者或问题解决者，这种看法很有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抗争持续力非常重要
伊莉透过KAMY，致力于气候相关研究，并协助原住民、媒体和年轻女性等利益相关者，努力瓦解这些社会观念。
她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许多人不理解气候变化的术语和科学知识，包括那些受直接影响者。因此，KAMY许多工作都聚焦在打破这些障碍。
她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许多人，包括直接受影响的人，往往无法理解气候变化术语和科学，而KAMY的大部分工作都侧重于打破这些障碍。
就如她不曾想过会走上“气候抗争”这条路，成立KAMY也非她计划之中。
伊莉是KAMY的联合创办人，该组织于2019年成立，以持续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
成立KAMY的部分原因，或源于她在学运路上的经验，当时她还是学生时，曾参与移工、工人或性别权利的抗争运动。
但这些运动往往都是“突现后便消失”，难以维持。伊莉不想2019年那场气候变化抗争运动也重蹈覆辙。
所幸，在伊莉的领导下，大马气候变化抗争运动并没转弱的迹象。
气候行动需与人权并行
除了担任KAMY项目总监外，伊莉还忙于政策倡议、游说政策制定者、建立联盟和网络等工作，以应对气候变化。
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她继续秉持生态女性主义原则。
在与政府接触时，她会巧妙地将讨论引回到气候政策治理中的性别平等和性别主流化问题上。
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是确保性别视角和考量，都纳入到各个层次和阶段的政策、项目和活动中。
“关键是要制定保障措施或指导方针，确保气候行动以人为本、民主，且积极让社区参与决策过程。”
她以吉兰丹能吉里（Nenggiri） 水力发电大坝为例表示，气候行动必须与人权并行。
虽然有关计划能让国能摆脱高排放的燃煤发电厂，但该计划将摧毁大片森林，而森林在碳汇中扮演重要作用。
这也会影响以森林为生的当地原住民。
伊莉认为，这种以“绿色能源转型”为名而重置原住民或当地社区，只是一种“碳殖民主义”和“气候不正义”。
“现在政府认为，‘好吧，让我们更加支持气候，改变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
“（但却是通过）拿走人民的土地，以建大水坝。”
“所以某程度上，对于依赖土地生活的人们来说，这转变并没把‘不好’变‘好’，他们的土地遭剥夺。”
“更糟的是，那些遭重置的原住民，仍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即使以后获得电力供应，他们仍需支付高昂电费，纵使他们已放弃了许多。”
“这是种不公，我们正与其他社区努力反对这种做法。”
女性需参与决策过程
伊莉也了解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停留在赋权社区居民。
这也是为何她积极参与政策倡导，并透过游说和建立联盟，让气候变化抗争更有效。
“我们相信透过不同视角和背景，可以更清楚了解问题，并找出全面的解决方案。”
她强调，重要的是，在谈及气候危机时，女性应参与决策过程。
她认为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增强妇女的政治权能，这不仅意味着要担任政治职务，还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在社会中的角色。
她举例，像邻里阿姨这样认识社区里每一个人的人，在政治动员变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了解你的权利，并动员你的社区，这很重要。”
警惕气候变化快过行动
伊莉表示，同样的，女性在气候政策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政策制定者需承认这点，并确保女性能全程参与。
“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非常重要。从决策桌上开始直至结束，如此一来，在制定政策上，你就不会失败。”
不过，伊莉也深知在气候正义这条路，这些问题几乎难以克服。
她说，气候变化的速度也增加了紧迫感，但大马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却缺乏紧迫感。
“大马在（气候正义）抗争路上，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几年内我们能赋权多少人自救能力。”
“这很重要，因为气候变化速度比我们的行动还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