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余墨】

柔佛新山（Johor Bahru）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自1855年开埠以来，已有一百六十久年历史。新山于1866年立为柔佛新首府，嗣后经历天猛公王朝、英国殖民、二战日据、二战后、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成立的阶段，可谓见证柔佛历史之沧桑、建设与蜕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作为“首府地位”以及“以地方史为视域”的新山地方史研究，尚未得获华社与学术界应有之重视。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新山华社组织、大专学术单位、文化媒体普遍关注之下，始以多方位、多层面投入姿态，将新山地方史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例如，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郑良树主持的《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等，都是其时重要的史料搜集成果与学术论著；承其余绪，则有白伟权《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安焕然《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与《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以及2018年创刊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等，深获华社与学界同行好评。

作者及书籍简介

这股新山地方史研究洪流之中，以报人著称的舒庆祥可谓翘楚。他祖籍潮安，1943年生于振林山；1971年就职《星洲日报》新山办事处广告部迄今，曾出版《走过历史》等论著；2024年，舒氏以八旬高龄集结短文出版新作《新旧对照：新山故事》。

此书分为十五章，内容含括新山历史掌故、柔佛王室、华团组织、政治风云等范畴。相较其他新山地方史研究不同的是，其中附录的照片相互比照，足可描摹被遗忘的时光。简而言之，本书体裁近乎“史话”，因而篇幅短小笔触轻松。正如论者所言，这类文体浅显易懂、深入浅出，便于知识普及。

如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地方史发展脉络来看，上世纪30年代南洋研究萌芽之初就已有“史话”之例证，举如姚楠、许云樵、张礼千等前辈名家均为当时魁首。因此，称舒氏继其余流亦不为过。尽管如此，这类集结短文的出版方式，未免沦于毫无连贯之病。即使按照特定主题归纳要点，亦有削足就履之嫌。然顾及“史话”之初衷，到底还是瑕不掩瑜了。

新新新关系

这十五篇章里头，私以为《第十三章：新柔长堤》最具公共意义，其中涉及1923年长堤落成、1941年日军炸毁、1965年马新分家、1986年示威抗议、2020年疫情关闭等事件，可谓新山与新加坡两岸关系之缩影；而短文又要以列于《第五章：新山华社人物》的《“人球议员”云时进律师》为标杆。

所谓“人球”，意指无国籍人士，他们是落脚新山，却又持获新加坡非公民居留证的华人。新加坡独立以前，彼等成家立业，往来穿梭，岂料一夕之间居然面临身份问题。何以如此？原来他们虽可定居于新加坡，却安顿于新山；栖身于新山同时，却又没有合法居留权。所以分家以后，竟为两地政府推卸，故谓“人球”。

这事件象征着马来西亚以新山为表征，与新加坡的关系，颇有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两岸地缘、血缘、业缘关系紧密，同时亦都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以致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新双方的执政者或民众，都需要时间调适分家之现实。如此时空之更易，新闻之纷沓，情感之复杂，关系之纠结，远非教科书可以概括。

五十五年以后，两岸关系做何变更？大抵相去未远，而其中又要以疫情时代特别显著。

舒氏在《96年的新柔长堤故事》如是写道，“2020年3月18日，将永记在人民的心中。这一天从凌晨开始，直到本文执笔这一刻为止，新柔长堤变了样，从被誉为全球最繁忙的交通通道之一，顷刻间变成一个人迹稀少的地方”。

2020年初，冠病疫情爆发前夕，原来每日往返两岸的越堤族多达30万人。然而，疫情严峻之后，马来西亚政府遂于3月18日至31日实施行动管制令（MCO）限制公民出国。随着彼岸疫情恶化，当局于又于4月7日实施阻断措施，致使彼等陷入进退两难之窘境。时过境迁，2022年4月1日恢复通关，但这长达700天的分隔期间，两岸民众只能隔海相望，不想曾经朝出晚归之途径，竟已称为最遥远的距离。

当然，舒氏著作除涉及两岸关系以外，亦涵盖其他新山课题。只是細究之下，实不难察觉其呼之欲出的新加坡因素：政治方面，有如柔佛港主制度之变迁；经济方面，涵盖越堤族往返之心声；文化方面，则有杜南发《传灯》之移情；教育方面，又有新加坡华文藏书之流转。

若将这些例证与其他马来西亚地方地方史著作相比，如槟城、雪隆，甚至是居銮、麻坡、峇株巴辖等地，《新旧对照·新山故事》涉及两岸关系的篇幅之多，显而易见。究其原因，到底还是和新加坡相关。

以下不妨借助另本著作，阐述其缘由。

新山的双边缘格局

早在2001年，陈嘉荣、张英杰、施宝美、曾雄威、陈春燕组织的土司工作室就曾出版《新新关系：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分析两岸课题，亦提出相当中肯的说法。

他们将处于马（吉隆坡）新（新加坡）微妙状态之间的新山称为“双边缘城市”。所谓“双边缘城市”，即是指新山相对于吉隆坡与新加坡而言，都处于双边缘之窘境。

何以言之？因为马来西亚的主流思维向来以吉隆坡为核心，而新山作为南方门户，其思潮、地理、文化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向来和中央有意无意背向的新山，其实与新加坡有着更深层的依存关系。

然而，面对新加坡这个中心，新山同样处于边缘位置。从何说起？尽管熟知新加坡，但新山作为马来西亚之州属，却也只能是个局外人。概括而言，所谓“双边缘城市”之说法，正好道出新山发展的生存现实：倘若撇除新加坡因素，新山特征何从描绘？

自从“双边缘城市”说法盛行以后，颇为新山华社所共鸣。如今，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甚至以展板阐述其大意。然而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双边缘城市”面临当前发展之现实，是否还经得起检验与挑战？

至少从后来者角度来看，这套说法仍能诠释新山大部分情况。例如“新加坡旁”的碧桂园森林城市建设、毗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依斯干达计划，以及连接两岸的柔新捷运系统计划，都能烘托新加坡之身影。若顾及马币兑换新元持续疲软等情势，可以想见如此特征只会更加显著。

然而，也不容忽视的是，不论是《新新关系：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抑或《新旧对照·新山故事》，其实都比较侧重在马新山人之情愫，而忽略在新新山人之感受。即使偶尔提及，也很难说明他们更纠结、更复杂的双边缘感受。想来只有平衡两者之比重，才能更好的勾勒新山的双边缘特色。而这也恰恰是补充“双边缘城市”说法之契机。

马华文学的新新景观

然而，剔除新闻报导及社媒讨论，是否还有其他在新新山人之刻画？私以为，文学著作亦值得参照。

在这方面，曾繁靖的《寻找文学中的新山地景》及《以文学地理挖掘新山文化特质》两篇文章，充分阐释相关论述。他指出，新柔长堤是新山标志景观，但在不同时期的文人笔下，“长堤”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不尽相同：以往人们多以审美之眼观赏长堤景色；马新分家以后，长堤却成为两岸关系之缩影；如今，长堤日复一日的堵塞与喧嚣景象，又折射出越堤族的辛酸血泪，以及逐渐朝向新加坡倾斜的人文生态。今且不论书籍分类等因素，即是《新新关系：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与《新旧对照·新山故事》两本著作的长堤记叙，亦有类似脉络可循。

另就文学出版而言，杨邦尼的《浮沉简史》、冼文光的《柔佛海峡》以及方肯的《海峡边城》等作品，也都纷纷以小说形式再现新山地景，特别是牛油小生（陈宇昕）于2023年出版的《那些进化了的，以及······》。这本书不仅细致地勾勒疫情时代的新新关系处境，还描绘在新新山人无家可归之辛酸，例如《大迁徙》和《獭祭》两篇文章，就在在展现这种情感。而此等情思此类叙述，亦是前述地方史著作所无。

大抵言之，这些创作例证均可观测文学补充“双边缘城市”说法之态势。它们不仅展示新山“双边缘城市”之特质，亦能描绘疫情时代新新关系之面貌，从而弥补地方史记述之不足。只是后续之研究，如何从跨域角度诠释文学作品，或是以哪些批判观点思索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就已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研究领域的课题了。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讨论舒庆祥《新旧对照·新山故事》，接着引述土司工作室《新新关系：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最后述及文学作品对前述两者的启示。

如此诠释，旨在比照文本，互读作品，从而扩充“双边缘城市”之说法。叙述发现，始于2001年的“双边缘城市”论述，不仅能够解释新山大部分情况，甚至还能回应2023年涉关新山的新著作。

然而繁华落尽物是人非，这说法纵然经得起时代检验，却也还有不少可兹补充的空间。以此言之，舒庆祥的《新旧对照·新山故事》恰好就能反映疫情时代的新山面貌，而牛油小生的《那些进化了的，以及······》则代表马华文学作品对当时当世在新新山人的内心情感补充。通过这样的比较观察，读者即可窥见更完整、更契合当代的新新关系面貌。

曾有论者指出，新山这种双边缘城市的格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当地居民既倾听新加坡的广播，又俯读马来西亚的报纸，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然而，拔剑四顾回首苍茫，竟迷失本来的城市面貌，仿佛撇除新加坡因素就无法描绘新山的特征。

但换个角度而言，如此例证何尝不是以跨国越界的方式，冲破既有的界限，从而发挥双/边缘之效应？正如安焕然所言，新山作为游散族群的移民城市，向来就具备强大的包容吸纳能力。

因此，结合今日在新新山人，以及更为宏阔的越堤族群体来看，新山这座城市，是否已从千禧年初“既背向新加坡也背向吉隆坡”的格局，蜕变为“既关注新加坡也关注马来西亚”的格局了呢？君不见2018年全国大选，越堤族不惜赶路万里，只为返乡投票？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又何曾不是“两两关注”的重要证据？而这类位处边缘，却又跨国越界互为交融的城市面貌，不也是某种城市特征麽？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毕业。作品收入《大马诗选 2.0:诗三百篇》、《端洛话今昔》及《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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