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草行动】

通讯部出台新版记者伦理守则，因涉嫌打压新闻自由而引起哗然。

新闻媒体反应如此之大，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毕竟新闻局是会按照这份守则为标准，来核发、更新记者证。

部长法米一再强调，即便没有官方授予的记者证，记者也依然能够继续执业。

然而，事实是，记者若没有官设记者证，在采访官方活动时就难免会遭到诸多刁难。长久以往，能够顺利报道政府和官员新闻的媒体，大概就只剩下获新闻局认证为符合伦理守则的新闻媒体了。至于如何断定哪家新闻媒体符合标准，恐怕就只有新闻局自己知道。

在马来西亚，言论自由受到《联邦宪法》第10(1)(a)条文所保障。

尽管如此，倘若我们细读第10条文，难免会心生疑虑——为何它制定的限制比保障还要多呢？

根据《联邦宪法》第10(2)条文，国会有权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以维护联邦的安宁、国际关系、社会秩序与道德、立法机构的特权，并可针对藐视法庭、诽谤及煽动立法。

五一三事件以后，政府为了进一步操控言论自由，更是制定了第10(4)条文，赋权国会立法禁止对宪法下所赋予的特权发出任何质疑。

从以上情况看来，第10条文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极为宽广，堪称包罗万象。正因如此，国会屡屡援引第10条文所赋予的权力，定立各种收紧言论自由的法令，其中就有历史悠久、恶名昭彰的四大恶法，分别是《1948年煽动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以及《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1948年煽动法令》

根据《煽动法令》第4条文，任何人做出有“煽动倾向”的行为、发表有“煽动倾向”的言论、出版或进口有“煽动倾向”的刊物，皆犯下了煽动罪。

根据第3条文，“煽动倾向”所涵盖的范围极广，其中包括制造对皇室的仇恨、制造反皇情绪、引起种族或宗教之间的仇恨、质疑土著及皇室特权等等。

一般而言，要判定一个人是否犯下罪行，须视乎其是否有意图，以及是否有犯罪行为。

然而，在《煽动法令》下，则无需证明被告是否有意图煽动，只需证明被告有意图发表相关言论。举例，若一个人在第3(1)(a)条文下被提控，检控官无需证明他是否有意图制造对皇室的仇恨或不忠，只需证明他有意图发表所涉及的言论即可。换言之，被告无法用“我发表该言论时，并没有煽动的意思”来作为抗辩理由。

此外，检控官也无需证成相关言论的确在民间造成影响，只需证明该言论具有“煽动倾向”。至于何为“倾向“，则视乎法庭的诠释。

《煽动法令》的模糊性质，使其容易沦为当权者打压异议的工具。2021年，《当今大马》及时任行动党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便曾因评论法庭对前者的裁决，而在《煽动法令》下被调查；同年，前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也因其自传《荒野中的正义》而遭到调查。根据官方数据，光是2023年就有367人在《煽动法令》下被调查。

《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

在《官方机密法令》下，任何人拥有、持有、使用、泄露官方机密，则被视为犯罪。

说到官方机密，我们的第一印象，便是关乎国家安危、会影响到许多人民、极度重要的资讯。但事实上，官方机密，可以是无关紧要的文件、政府意图隐瞒的丑闻、当权者不欲让人民知道的真相。

根据《官方机密法令》第2条文，官方机密指的是附表所列出的文件，以及部长、州务大臣、州首长、官员列为“机密”的文件。附表所列出的文件，包括内阁文件及决策、州政府文件及决策，以及涉及国安、国防及国际关系的文件。

简单而言，《官方机密法令》并没有划定可被归类为“官方机密”的范围，也没有限制机密期限——即过了特定时限后，政府便有义务解密。因此，政府可随心所欲，武断地将某文件列为官方机密，借此掩饰不欲人知的事实。

2016年，现任经济部长拉菲兹便曾因揭露一马公司丑闻，而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被控，上诉后被判守行两年；近年的濒海战斗舰弊案，政府一开始便是以相关文件属于官方机密为由，拒绝公开案件资讯，直到群众持续施压后才宣布解密文档。

虽然我国有《吹哨者保护法令》，惟该法令的保护范围并不涵盖为了揭发不当行为而抵触《官方机密法令》者，因此即便持有相关资讯，却也苦无举报后不受法律对付的门道。

《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

《1984》，讲述了一个独裁体制、毫无言论自由的反乌托邦世界，而《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印刷及出版法令》下，出版社、印刷厂必须要获得准证才能营业，而政府保有是否发出准证的绝对权力。此外，根据第7(1)条文，政府更是有权将某刊物划定为禁书，禁止任何人印刷、售卖、进口该书籍，甚至连拥有禁书也是一种罪行。

近年，警方上门没收书籍的新闻屡见不鲜：先是去年8月人民书店（Toko Buku Rakyat）遭内政部官员没收马共主题书籍和本茨阿里的诗集；后有11月文运书坊被没收共产主义相关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行动所没收的书籍，皆不在《印刷及出版法令》载明的禁书行列之内。此法之恶，在于为内政部官员作伥，只需一个名义，便足以让政府肆意没收书籍。

《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又称《233法令》或《心碎法令》。虽然《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载有许多条文，但其中第233条文最为显著，原因是其定义模糊，容易被用以打压异议。

根据第233条文，任何人使用网络制造猥亵、不当、虚假、恶意或冒犯，并意图使他人“心碎”（menyakitkan hati）、虐待、威胁或骚扰他人的言论，便是一种罪行。

2021年，多名社运分子便曾因发布一支名为《Chilli Powder and Thinner》的拘留所命案主题影片，在第233条文下被调查；同时期，多名社运人士因发布斗争集会（#Lawan）相关的内容，而被传召到警局录口供；2022年，多名人士因发布逮捕阿占巴基集会的言论而遭到调查。

虽然以上人士并未被提控，但警方屡次援引第233条文调查宣传集会的人士，容易在民间引起恐慌，在社会普遍认为“只有坏人才会被警察调查”的观念下，宣传集会的人士仿佛是罪人，这是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双重打压。

记者伦理守则

在四大恶法的夹击下，媒体生存不易，随时可能遭到恶法的对付。

然而，在言论自由如此狭隘的环境下，政府贸然推出新版记者伦理守则，无疑是雪上加霜，媒体的反击自然在情理之中。

若媒体散播假资讯，政府作为官方机构，有公共资源和管道去辟谣，也已经有足够的法令去对付媒体，实在无需多一道墙去添堵。

再者，政府既已允诺成立媒体评议会，让业者自我监管，便应当展现诚意，给予协助并逐步放权，而非反其道而行，制造条条框框为难媒体。

还是说，既然已经违背了那么多改革承诺，也不差这一项了？

毛紫蒨，马大法律系毕业生，现为从事法律工作的社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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