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思掠影】

“你觉得哪里算是你的家？”
“我是处处是家乡，我只是不像你们一样觉得只有一个地方才算作自己家。”

作为身份认同尚没有确实立锥之地的“马来西亚人”——这一身份界定仅确立于方便在人类社会生活使然，身份无可置疑，认同与否倒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读到首位非欧美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沈恩（Amartya Sen）回忆录的开场白，不禁开始循着相同思路，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相对照，思考身份政治的难题。

马来西亚人处在一个各方面意义都尚待完善的多元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都一再轻易地从日常生活观察以及自我生命体验中，感受到国家层面 、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等的认同纠葛及其冲突的重量、形式、意义。

无论是最为简洁明了的国籍，还是文化、价值观上的各种认同，人总是寻找着一处能够清楚明晰道出“我是谁”的属性与空间，并由此联系特定群体，以获得安定的归属感。

我们因身份认同坚决去捍卫宗教和文化事业——伊斯兰教和华教课题或许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因这一层认同，常有难以妥协、调和的纷争。 由此，不同信仰与信念的对立，尤其因宗教和族群认同分歧产生的冲突，野蛮、残暴更甚。

这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沈恩书中的内容，能否予以什么借鉴之处？

多元包容的身份认同

自小亲身经历过族群划分，将人化约为单一面向的族群冲突的震撼，沈恩进而反思身份认同的复杂问题 。 同时，他一生对不平等、贫穷、剥削的社会关怀也由此而生，努力追求着普遍的宽大包容与多元共存的价值。

以下这段叙述，若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解读，或许会更有意思：

孟加拉人这个身分对我来说一直是很重要，但还不至于抹消我对职业、政治、民族和其他身分的忠心赤诚，尤其不会忘记我跟谁都一样具有人性这件事。而孟加拉人这身分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糅合了不同文化的历史渊源。……接受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世俗倾向并不会剥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穆斯林在宗教上的穆斯林身分，而且这也完全符合这样的主张：一个人的宗教身分可以跟政治上的自我认同分开。这对身为孟加拉人的印度教徒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无论他人是在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还是在印度。（页160）

从马来西亚社会中的争议，如近期引发热议的肉骨茶、宪法欺骗穆斯林言论，乃至前些日子的新村申遗，尤可见各族群仍未在如何面对必然存在于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多重身份认同上取得共识。

即使同样具有“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当面对国族、文化、宗教相关争议时，大多人仍是采取区隔划分的态度，互不体谅、相容。各族群在面对不同面向身份认同攸关价值序列的分歧时，往往采取对敌的态度，似也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始终重复着“513幽灵”之缘故。

警惕极端政治的炒作

那么，除了“糅合不同文化的历史渊源”这一本该是多元文化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应有的形式，其内涵还需具备什么精神？对此，我们就不得不正视沈恩所提及的“具有人性”这一核心要素。唯有深刻了解及捍卫人性道德的蕴含，我们才能尽可能避免被极端政策或宣传操弄而偏狭仇视，在面对外部抑或是内部的分立、分割、纷争之时，仍会努力地体会各自的处境，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书中，沈恩承接泰戈尔重视生命、理性、自由、世俗、谦和的精神以外，也关注极权政治的残害与底层人民的苦难。沈恩认为，我们对世事应当要有包容式的理解，需提防偏激分子利用国家机器进行种族主义和强烈偏见的宣传，来破坏族群之间的关系和危害少数群体的人权。

他以缅甸对罗兴亚人的暴行为例，“即使是性格温顺的人民也可能遭到转化。这种宣传（排挤特定少数群体）的威力不光出现在缅甸而已，当今世上许多国家都是如此。 ”（页30）

万一政治舞台被极端分子占据，难免就会有相应的宣传和政策，激化族群之间本来就潜在的冲突，而引发极端的行为。 因此，除了一再高呼人民需要有宽容的胸襟外，政治人物更应该出面捍卫自身所认同的世俗、多元价值，对抗极端的宣传和公共舆论。沈恩对翁山苏姬未能及时遏止军方感到惋惜，也用她的无所作为来提醒我们，过甚的民族主义对人民心灵的毒害与政治、社会的腐化，往往会导致无可挽回的社会灾难

孟加拉大饥荒的反思

沈恩悲天悯人的关怀，不仅限于身份政治的思考，更试图从更广大范畴去把握人民所面临的苦难。 

童年时期除了族群暴动以外，他还亲见孟加拉大饥荒的灾害。1943年孟加拉地区因战争而粮价飙升，乡村人民无钱购买粮食，最终导致二、三百万人死亡。 时任英殖民政府不仅对此无所作为，甚至还藉由媒体审查机制封锁有关消息，位在西敏寺的国会始终未认真谈论饥荒的问题。

媒体没有报导，公众不见相关消息，殖民母国由上至下皆缄默；殖民地的人们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利，自然也没办法有效施压政府当局解决严峻的民生问题。

这一现象引起沈恩的反思，即要避免类似的灾害，唯有多党派的民主体制、出版自由、公众舆论，才能靠公开论理来寻求更佳的决策和方案。 换句话说，单单是体制方面的完善还是不足的，公众舆论也需站在道德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发声，不得趋向政府、政党利益而自我审查。

后来，正是时任《政治家报》编辑伊安史蒂芬秉持记者的职责伦理和道德义务，率先吹哨反击政府的封口令，刊出饥荒的消息引发舆论，政府才出手阻止饥荒，进行首次赈灾。

我们可以进一步反省，为什么在面对毋庸置疑需要贡献力量予以援助的苦难之时，整体社会竟然能够无动于衷？不知实情乃其一，对政治的忠诚大于人道的良知，方是根本的要因。作为“人”之本性、共性以前，首先考虑到的是作为政治认同的立场及利益，则易让一切苦厄都被自然地轻视、忽视。生命在此天秤之上，会因其身份、性质的不一，而有着不同的重量。 

推而言之，不论是缅甸罗兴亚人面临的灾祸，乃至后来漂泊流离的难民问题，抑或是孟加拉大饥荒，我们均需警醒：激烈、同质、排他式的民族主义所延伸的盲目爱国、族群纷争等问题，常常会表现为诛锄异己来巩固、强化、扩张自身所属群体的利益。至于能抵抗这一现象的前提，乃是对于普遍人命、权利的重视，并将之视为所有价值、偏好和认同的首位。

阶级分析与马克思思想

粮价飙升的问题，自然是孟加拉地区每个人所必须面临的生存考验，但何以乡村饥荒问题远远大于农村？该如何避免饥荒的问题？在饥荒问题之外，且还有长期的族群暴力问题，又该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分析？沈恩之后的学术志向旨在于提供解方，而他首先就关注到贫穷与阶级的关系，并且十分自然地导向研究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以及思考马克思思想的用处。

沈恩的看法简单明晰，“随着饥荒和暴动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我发觉阶级分析确实多少能帮助我们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受苦受难，包括贫穷与不平等，还有被剥夺 基本自由（包括不必冒着性命危险的自由）。”（页150）

然而，我们本土往往以族群为优先考量，似乎也局限了我们看待苦难的向度，或是将社会资源投入在解决族群利益问题，而相对忽略了社会问题。例如，霹州政府数月前驱逐农民、移工与无国籍难民的困境，甚至最低薪金、社会福利等课题，理应都能够以非族群和发展本位的角度，予以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单从整体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言，长期的族群利益纠葛和纷争，占据了我们的视野；政治方面，担忧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的侵扰，着重于政治妥协和数目字的发展指标，因此许多改革议程暂且搁置。

即使有捍卫的声浪，但大多不是遭到执政阵营的无视，就是一再遭遇在野阵营的抨击。为了某些选票基础，本该能够超越本身立场所拘的公心和人民公益，在政党妥协、形式主义、利益博弈的局面之下，被彻底扼杀在漫无止境且（大多）毫无意义的身份政治争辩。

这种常常不基于理性思辨，骨子里仍然是族群优越性或生存焦虑，反映出我们在政治、文化、社会群体等方面，根本上还是受限于单一个人身份的窠臼。

于此，沈恩提到了马克思思想吸引他的出色之处。这里就仅提及一个对于我们当下状况较为直接，且有所启发的看法：马克思主张“我们必须从许多不同视角来看待人类”（页252）。

先不论书中对马克思以及后来政治左派在政治威权主义上的缺失和天真所作之批评，单就不把活生生的人单一化、工具化，让人们自由选择其丰富的生活而言，马克思的关怀与思想，无疑是与沈恩多元、人道的价值观和精神有契合之处，并且帮助他进一步思考身份政治与不平等问题的理解。

破除对立划分的迷障

马克思思想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客观幻象”（objective illusion）的概念：任何看起来客观为真的现实，都需要透过观察和批判检验，才能避免根据某个立场先入为主的思考谬误。

沈恩认为，这一概念让我们得以理解，所处位置将影响观察与认知，任何论述假若是立场先行，不可草率地断定是客观的事实；唯有理性论证以及深入的观察和批判，我们才能推翻误以为真实的幻觉。

这一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知觉地仍然还是以单一立场或身份认同的立场，来观察、分析、评价周遭的人物事。我们都常常自以为能够客观，不是没能意识到自身立场之局限，就是轻易地以某种既定的价值判断来否定掉对立面所观察到的现象，皆无助于扩展彼此的道德关怀。

对立划分的坏处，是沈恩回忆录里一再强调的，而守持对人的根本尊重与理解，则是化解各种不同信念之间的斗争的良方：“人类最卓越高尚的禀赋绝不是任何一个种族获国家所能独占；这禀赋涵盖的范围无远弗届，也绝非悭吝之辈能够私下埋藏的宝藏。”（页462）

王智霖，现留学台湾，彳亍漫游芸芸众生茫茫视界，偶尔失眠熬夜写字吐槽、评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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