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印在英校里的华教先贤

【南国筑梦】 

在马来西亚当代种族政治影响下，谈及本地教育史，华人习惯将关注重点放在可歌可泣的华教斗争史上，将对华教有贡献者奉为先贤，为各项华教活动所传颂。

本地语境中，“先贤”一词经常与“华教”、“华人”绑定。处于教育光谱另一端的英校，为其积极奉献的华人较少会被冠以“英教先贤”的称谓。

在1970年代学校教育被全面国民化（马来化）之前，遍布各地的英校是马来西亚教育的大宗。

若是翻开英校的创建历史，不难发现英校与华校一样，不乏各种筹款运动，而在各种捐款、盖楼名单里面，也充满了华人的身影，其中有很多人甚至是现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华教先贤。

然而，在英校成为国家体系的一环之后，这些先贤便被封印于历史的结界当中，被看见的只有其在华教活跃的部分。

本期专栏试图梳理英校里的华人先贤，且将之与华校先贤并排，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看见更完整的历史画面，让封印解除。

英属马来亚的英校

英国人在本地办学的时间点相当早，若说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开端，那么早在1816年，伦敦布道会就已经在槟城开设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更在两年后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英国人在本地开办教育，目的主要在于传教、服务侨民的子女教育、为公务体系培养人才。政府及传教士也期望藉由教育，能使在地人民文明开化。

欧洲人的办学目的，体现于怡保英华学校1912年兴建校舍大楼时所立的纪念基石文字之上：

“This Building is Erected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for the Advancement in Knowledge of the Youth of Perak.”（此建筑是为了荣耀上帝，以及促进霹雳青年的知识前进而兴建）

由此可见，许多英校的创办，其实是为了满足统治、宗教，乃至商业利益需求，与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在殖民政府的保护下，不同修会的传教士纷纷在本地设立各自体系的学校，像是卫理公会学校（Methodist schools）、耶稣圣婴修女会学校（Convent schools）、喇沙会学校（La Salle schools）、英国圣公会学校（Anglican Church schools）、教区堂区学校（Diocesan parish schools）、圣母小昆仲会学校（Marist Brothers school）、伦敦传道会学校（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米尔山宣教机构学校（Mill Hill schools）。

必须提醒的是，这些修会学校，虽然与殖民统治阶层关系密切，却不是今天概念下的政府学校，而是教会办理的私校。

英校只有欧洲侨民就读？

传教士们兴办教育之后，英校学生来源并不是一般所想象的，是以欧洲人居多。事实上，他们的学生人数以华人居多，其次是印度人，再来是马来人及其他族裔。

可见，当时的华人并非全然都是坚持私塾教育的，还是有许多英国属地的华人将子女送到英校就读。

以1891年创建的槟城英华学校（Anglo Chinese School，Penang）为例，它自创建以来便受到华人的支持。1900年代。该校学生有80%华人，12%马来人，其他则是印度人、欧亚裔、欧洲人；同时期的大英义学，则至少有约78%是华人。

至于华人热衷于送子女到英校就读的原因， 根据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于1876年的说法，华人学习英文，纯粹是以贸易和赚钱为目的：

“…They learn our language just as far as it will be useful to them in trade and money making…”

英校出现后，一些著名社会领袖也选择将孩子送去英校，像是创立五福书院、慎之家塾的甲必丹郑景贵，便将儿子郑大平送入圣方济书院（St. Xavier's Institution）。

龙山堂邱公司董事邱天德也是让自己的孩子邱汉阳就读大英义学，而出社会之后的邱汉阳给儿子邱守仁报读的是槟城英华学校。虽然邱氏家族有自己的新江学校，但走入邱公司，无论是龙山堂、文山堂或是敦敬堂，其祠堂裔孙的功名牌匾上写的几乎都是英校。

槟城著名华社领袖胡泰兴、辜上达、林克全、邱汉阳、陆秋杰、邱仙丹、伍连德都是大英义学的校友。

英校成长中的华人身影

英校虽然是英殖民体系的一环，经费来源却不是完全来自政府，学费和社会捐献也是其经费的来源。像是大英义学的经费来源，学费占了42%，政府特别补助23%，常规补助20%，华人认捐8%，其他投资7%。

与华校一样，英校在进行大型建设时，也会向社会大众募款。

大英义学1895年进行扩建，同样发起了募款活动，华人捐献者占了98%；1900年的一次募款，也几乎全由华人包办；1906年的另一次扩建，华人捐献者也占了86%。

这几次募款，校方也采取华校及庙宇相同的处理方式，即将捐款者名单铭刻于石碑之上。其中槟城主要大家族都在捐款者之列，碑铭可以见到郑景贵、张弼士、梁碧如、胡子春，以及福建帮的五大家族及个人，如邱公司、谢公司、林公司、杨公司、陈公司，同庆社、清河社、存义社、林宁绰、许心美、邱汉阳、邱朝仲，甚至还有“福德正神”（Hock Tek Cheng Sin）的捐款。

除了硬体建设，华人也捐献了奖助学金。

以大英义学为例，像是捐出1000元为基金奖励英语会话的叶玉意娘奖（Yeap Gek Ee Neoh Prize），每年提供50元奖励优秀生的Lee Boon Choe奖学金（Lee Boon Choe Scholarship），以及每年提供六名华人学生免费教育的义兴会信托（Ghi Hin Society Trust）等。

华人在办丧礼时，除了会捐款给华教及慈善机构做功德，英校也同样是他们的捐献对象。像是辜上达和邱朝仲过世时，家属捐献了奖学金予圣方济书院和大英义学，两校也下半旗以示哀悼。

邱家与英华学校的关系尤其深，该校长期以来都有邱汉阳、邱朝仲、邱衡瓶为名的奖学金。1908年该校也举办仪式高挂邱朝仲的巨幅照片，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

槟城秘密会社建德堂（大伯公会）领袖林花赞也是该校赞助人，林氏不时会受邀出席学校奖学金颁授仪式，校长也公开赞扬林花赞对学校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林花赞并非英校出身，也有向清廷捐官。

对于捐助者，英校有其特殊的纪念方式，就是将学生运动队伍以学校重要人物为名。

在槟城英华学校的五大体育队伍当中，除了纪念创建人和首任校长的Balderstone House及Pykett House，其余都是以华人命名，分别为胡子春队（Foo Choo Choon House）、邱朝仲队（Khoo Cheow Teong House）、邱汉阳队（Khoo Hun Yeang House）。

邱朝仲过世后，其子邱善佑也以父亲的名义继续捐助该校，该校在举办运动会时，也有邱善佑盾（Khoo Sean Ewe Shield）的项目。

以重要人物来命名体育队伍的，还有吉隆坡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Institution），有着以陆佑和叶观盛命名的陆佑队（Loke Yew House）和叶观盛队（Yap Kwan Seng House）。

英校华校的“两栖”先贤

前述积极捐助英校的先贤，同时也不乏大力支持华校建设的“两栖”者，而著名拿律矿家胡子春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时任董总资讯局行政主任的钟伟前在《推动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先驱：胡子春》 一文中，称胡子春为“新式华教之父”。

胡子春曾创办坝罗女学堂（1905年）、槟城中华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1906年）、霹雳公立两等小学校（1907年）、拿哈公立两等小学校（1907年）、槟榔屿中华女学（1908年）、崇华两等小学堂（1908年，后来的时中学校）等，“新式华教之父”绝非过誉。

然而，他对华人教育的热心，并不表示他只是关心华教。

胡子春在英校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例如捐钱给大英义学、为槟城英华学校捐建图书馆、霹雳英华学校捐建礼堂，担任太平爱德华七世学校（King Edward VII School Taiping）的董事。槟城大英义学1900年的募捐活动中，胡子春捐献了5000元，位居榜首。

他也在1906年资助哈尔纪念基金（Hare Memorial Fund）。基金是为纪念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民事务官（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哈尔（George Thompson Hare）而设，主要资助新加坡与吉隆坡英校中成绩优异但家境清寒的学生。

其他捐献人还有黄亚福、林亚相、吴寿珍、陆佑等华教先贤。黄亚福、林亚相在1913年新山宽柔学校成立时，分别担任总理和副总理，吴寿珍则是新加坡养正学堂、道南学校的发起人。

回到胡子春，无论是在华社或是官方视角中，他都是极具亲和力的热心商人，形象十分正面，这或许也是他在1908年赢得了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最受欢迎人士（The Most Popular Man in The Straits and The F.M.S.）的原因。

胡子春在英、华两个社群中的成功也可以从他的国籍身份得到体现：他早年在槟城时便已归化为英国籍，也被英国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在清廷，他也有“三品卿”、“盐运使”的头衔；国民政府则给他颁授“二等嘉禾勋章”。

子女教育上，胡子春长子胡茂菁留学美国修读矿科，而胡茂菁两个儿子胡耀康、胡耀安则送往英国修读工程及化学。

同时在英校和华校出力的，还有太平的柯祖仕家族以及建筑商罗陶容。

1914年，到访太平的天主教神父詹姆士（Brother James Joseph Byrne）向霹雳参政司倡议建立太平圣乔治书院（Saint George Institution, Taiping）。

他的申请获得霹雳政府的支持，获得矿家柯祖仕家族柯水成、柯水金、柯水泉兄弟的献地，解决了校地问题——该校校史室至今还挂有柯氏三兄弟暨夫人的照片。

校舍建设方面，学校也获得许多著名华人头家的支持，包含戴喜云（3000元）、黄务美（2000元）、杜启明（1000元）、连瑞利（1000元）、郑大平（500元）等，校方也为此募捐结果立碑纪念。其中，柯水成、黄务美也是太平修齐学校的创建者。

圣乔治书院校史室另一位被独立悬挂照片的，是太平建筑商罗陶容。他也是建筑公会、太平嘉应五属会馆广东会馆的会长。

罗氏毕业自该校，在1963年发起成立圣乔治校友会（Old Georgians' Association）并担任副会长，1964年更任圣乔治董事长（Georgian and Chairman of Board of Governors）。罗氏在圣乔治经营多年，自1954年开始，学校还有以他为名的运动盾。

与此同时，罗陶荣与太平华联学校也有深厚的关系，至少在1956至1963年期间，他都是华联的董事长，期间也曾发起一元一砖运动筹募建校基金。

1957年其母过世时，他也捐献了1000元予华联中学，同时婉拒一切奠仪，只接受华联中学的节约券，报导称“其爱护华文教育之热诚，殊足矜式也”，这也是许多华教先贤常见的处理方式。 

子女教育方面，罗氏选择了英校教育，第二、三、四子送往英国深造，第五、六子负笈澳洲，次女和第七子则留学美国。

类似罗陶容的，还有槟城橡胶大王兼政治人物连裕祥（Heah Joo Seang）。

他是战后槟城潮州会馆会长，潮州会馆在筹建韩江中学时，他便是建校委员会主席，也是该校产业信托人之一；学校建立后，他也任董事主席。在同一时期，菩提学校1951年开设菩提中学，连裕祥也是首任董事长。

然而连裕祥并非华校生，他毕业自槟城圣芳济书院，在发迹后也积极回馈母校。战后圣芳济书院百废待举，他担任了建校募款委员会主席（School Building Fund Committee），领导校园以及全马喇沙会系统学校的重建。

活动中他发起了一元一砖（Dollar-a-Brick）彩票运动刺激大众的捐款，自己也带头捐了5万元作为基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书院的礼堂也命名为Heah Joo Seang Hall。

从上述的案例可以见到英校和华校先贤之间，其界线往往是模糊的。

谁的先贤？

在种族政治的背景下，我们对于本地历史的理解与思考，经常容易以族群为本位，进而将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的各个族群封印于各自的结界当中，华教先贤便是其中例子。

当我们在思考华教运动及其发展时，经常会进入到全华人的异次元世界。

然而，若将英校和华校的先贤放在同一平台，就会发现英校原来别有洞天，虽是殖民体系产物，却不见得是公家体系的一环，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斗争史”——这部斗争史不见得与华校完全一致，但至少在经济上也是需要自力更生的。

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十分精致的英校时，并不见得就是因为英校有政府支持，所以比较有钱，英校同样也是依赖各自的赞助人。从上述的案例看来，无论是社会募捐、立碑、一元一砖、博彩、以捐献者命名大楼，其本质和参与者的族群属性都与华校一样，只是媒介语不同而已。

在华教活动现场上，我们或许会被许多场面所需的感人之言所影响，认为华教先贤们应是华校专属，但若同时检视英校的发展，就会发现许多概念上应该是“十分华教”的先贤，其实也在英校世界有着的积极作为，更有多人将子女送到英校接受教育。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华英两栖的先贤呢？

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容易陷入将华教先贤放到道德审判的死胡同，像是“既然支持华教就不该送孩子去英校”、“两头蛇”、“说一套做一套”的迷思。

然而，人的行为是多元的，情况是复杂的，难以归结为单一的解释。

前述历史人物如何考量，我们难以掌握，但就笔者曾经访问深斋中学创办人胡曰皆儿子胡万铎（前董总主席）的经验，或许能够提供部分线索。

矿家胡曰皆在资助华校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在子女教育上，除了将长子胡万铎送往华校钟灵之外，其他儿子都送英校，理由是掌握英语以便在社会中立足；胡万铎因为是长子，需要继承家业，需要管理公司众多华人员工，因此让他念华校。

至于创建和支持华教，他认为那是民族文化传承必须要做的。 

总体而言，华教先贤和英教先贤并非二元的概念，其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因此跳脱华人本位迷思，从多元的角度来检视这片土地的历史，将会有不同的体悟和收获，从而打破结界！

延伸阅读

Francis Loh Kok Wah, Cecilia Ng and Anthony Rogers. 2019. The Xaverian Journey: The Story of a Lasallian School in Penang, Malaysia 1787–2019. Pulau Pinang: Southbound Sdn. Bhd.

Ratnavadivel, Nagendralingan. 2007.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Peninsular Malaysia. Perak: Penerbit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Tan Yao Sua. 2020.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Tedin Ng Abdullah. 2012. MACS Centenary 1910-2010: Dear ACS, We’re proud of three. Malacca: Tedin Ng Abdullah. Pp.12, 14.

Wright, A., & Cartwright, H.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莫顺生（2000），《马来西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林连玉基金会。

曾凯文（2022），〈新加坡书院（1823–1867）：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的教育发展〉，《亚太研究论坛》71：33–57。

刘崇汉编着（2018），《陆佑》，芙蓉：石秀兰基金会。

⽩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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