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步履】

“在当下的马来西亚，交托政治人物引领思想改革、观念解锁，恐怕已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新闻工作者或要扪心自问，一个多语的本地媒体，会否有意愿，且能坚持到底——在五一三黑色历史事件、LGBTQ性少数群体、以巴战争等课题上，播出或刊登同样的评述内容，以面对不同语言的受众？不同语文编辑室的新闻从业员，在上述课题上会有共识吗？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假设乌合之众的政客会有呢？ 我们如何以为填补这道观念鸿沟，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呢？”

马来西亚不同语言社群之间，不仅民众对特定议题的立场有所分歧，就连多语媒体的编辑室里，不同语言版之间也或无共识，又或因揣想不同语言社群阅听众的取向，而采取刊登不一致的内容。

前阵子，评论人林宏祥在《当代评论》发表文章提及上述观点，引起我对新闻媒体翻译的一些思考。

“齐头式翻译”的制衡力

新闻媒体除了是资讯传播的媒介，同时也肩负着倡导舆论的角色。特定议题、事件发生时，媒体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经常也透过采访不同立场和位置的人（例如事件当事者、政府官方说法、从旁评述分析者），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以拓展阅听众对事件的认识框架。

马来西亚社会存在不同语言社群，而不同语言社群关注的议题不同，甚至既定主流立场也不同，早已非新鲜事。在多语媒体出现前，不少政治人物深谙对不同语言社群“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叙事策略，比如在教育课题上，对中文媒体坚定承诺华小拨款，转身对马来媒体大声高呼马来语地位的崇高与稳定。

在这样的前提下，多语媒体将相同内容齐头式翻译成多语放送，正是打破了政客既有的操弄模式，对掌权者起着监督制衡的作用——至少，政治人物无法再轻易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基层民众不再因为资讯接受的语言不同，而被刻意地困在各自的资讯暗盒里。

因此，要求多语媒体“刊登同样的内容”并不无道理。可是，将相同内容齐头式翻译并放送给不同语言社群，是否就足以解决之间的观念差异或认知鸿沟？

语言地位的不平等

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语言从来都不是平等的。翻译这件事，也必须放在语言关系不平等的脉络下思考和实践。

首先，这种不平等是从国族的视框中成形。

马来语作为国语及官方语言，被赋予较高的地位，相较其它语言，其在各个面向，如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皆获得国家的承认与更多的资源倾注。

而在学习媒介语的层面上，无数中文教育出生的公民多年来被贴上“有碍国民团结”的标签，前阵子更发生在新加坡受教育的公民，因不谙马来语在更新护照时遭移民局官员刁难的事件。

此外，语言也经常会被摆放到“功能”及“利益”的角度上进行衡量，形成另一种不平等或阶序位置。

马哈迪执政时期，曾大力推行数理英化政策，正是因为看重英语接轨国际及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功能，而反对者当时则同样以 “母语学习更有效率”的功能角度反驳。

另一个例子，是本地财经媒体多数以英语为媒界，少数以中文为媒介，马来文财经媒体几乎不成气候。这正是因为财经媒体假定中产阶级多以英语为日常沟通及资讯接受语言，以英语为媒介能吸引经济能力较好的阅听众，转而换取更大的盈利（无论从广告或订阅）。

与此同时，语言也是知识、认知框架或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

美国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也曾透过资助非政府组织与基金会，倾注资源积极推动将英文书籍翻译并流通到阿拉伯世界，将语言及翻译视作对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改造的策略。

另一个普遍例子，是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广设英语高等学府。这并非是因为殖民者好心恩泽，而是殖民者对外扩张其“文明教化”统治的一环。

“齐头式翻译”的局限

换言之，马来西亚不同语言社群之间的差异，不单纯只是语言上的不同而已。

语言差异所连带衍生的，涵盖了不同语言在国族框架中权力位置的差异，以及其功能利益及形成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而最复杂的，要数历史长河中形构而成的不同语言社群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

比方说，英语媒体普遍倾向当今蔚为主流的国际人权叙事，而作为此种叙事意识形态基底的自由主义，其背后所联系着的，是欧洲历史启蒙时期以来持续发展的对宗教自由、自由市场、公民权利、民主社会的一整套人观。

反观，伊斯兰世界在西方英语媒体的叙事中，长期以来被描绘作文明落后的他者，并借此巩固自身叙事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回到马来西亚的情况，性少数权益在近十几年来，逐渐成为国际人权的某项指标。英语版报道性少数苦难处境，实际上是立基在英语社会中，已然形成的认知基础上，因此所面临的阻力较小；反观马来语版若要报道或翻译相同内容，仍需考虑语言互通性以外的诸多因素，如马来语阅听众的认知框架、穆斯林文化情感、国家机器的可能动作等。

再以以巴冲突为例，巫统、伊党等政党长期以来持续透过不同的马来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主义叙事，召唤或回应马来穆斯林群众的认同情感，也因此马来语阅听众会更为关心并了解以巴冲突相关资讯；反观其它语言社群，由于长期处于这项政治叙事的动员之外，中文版就算直译以巴冲突相关内容，也同样无法协助其读者理解事件何以在马来穆斯林群体中，有如此巨大的关注和回响。

越难翻译，越需转译

语言并不独立于政治社会脉络。不同语言社群之间的认知鸿沟，不光是语言壁垒本身所造成的。要解决各语言社群间的认知分歧或观念鸿沟，达成真正的跨界沟通，甚至促成共识，我们无法光靠放送相同翻译内容达成。

面对这样的社会政治复杂情境，媒体在不同语言版刻意回避，只可能加深不同语言社群的认知鸿沟，惟光是强调“内容直译”是不足够的。这类议题的翻译工作，还需依其对阅听众认知基础的理解，甚至有时需预判其可能的理解误区，佐以更多的文化转译、铺陈与补充。

然而，正是这些难以翻译之处，才是社会已然形成的鸿沟所在，也正是撞上了这些难以翻译之处，使我们认识到齐头式翻译放送的可能局限，看见有待跨语境去理解彼此的迫切之处。

“翻译”听起来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它不只是把一个字翻译成另一个字，一个句子翻译成另一个句子，还涉及到对至少两种文化语境的深度理解和转译能力。越是难以翻译的部分，越需要真正的翻译人才。

面对一个多语社会，甚至是因多语而相互隔绝、持续分化的社会，我们对语言的思考，不能只是停留在谴责别人没把国语学好的“国族视角”。

精通多语，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本。它不仅能让人在社会中获得较高的位置，也在不同的商业市场中，以文化资本去兑换不同的经济资本。有能力掌握多语，甚至能理解不同语境脉络的人，其实处于优越的位置，理应也肩负更大的责任去理解“翻译”。不只是齐头式的翻译放送，而是对不同语境的互通理解与补充的那种翻译。

马来西亚的多语媒体，其实就是社会的缩影，不同语言社群中长出来的新闻从业者，身上也带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媒体内部的协商和找寻共识是重要的。不过，填补或弥合社会的观念鸿沟，并寻找社会共识的重要任务，或许也不是媒体编辑室可以独力完成的。

好消息是，这种促进互通理解的文化转译重要任务，人工智能如ChatGPT都尚没有能力完成。马来西亚本是多元而驳杂的多语社会，若我们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重要，开拓极具潜力的健全良好翻译产业也说不定？

黄凯荟，柔佛新山出生，劳工阶级家庭长大，大学双主修哲学系及传播系，喜欢纪录片创作，大学毕业后曾在《当今大马》中文版任职记者。写政治、写环境、写调查报道，但始终最在意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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