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思掠影】

今年，马来西亚多部电影深获关注，无论是因着官方审查，抑或所得殊荣，余修善的《虎纹少女》、张吉安的《五月雪》、李礼霖的《富都青年》，可谓引发不少热议。

其中，尤见对《五月雪》和《富都青年》当中华人悲情叙事元素的批判。

批判的焦点，主要在于电影处理相关议题时，采取较为扁平、偏颇、二元的压迫者（马来人）和被压迫者（华人）的悲情叙事。

不过，批判者大多并非认为《五月雪》的五一三事件族群冲突，抑或《富都青年》的无证身份难题，只是一种虚设、夸饰和失真的问题。

他们强调，历史和现实层面固然有类似的二元思维，但不应止步于此：转型正义的倡求、跳脱悲情之外的多元视角、族群互助向前的希望等，批判者无疑都想借由指出电影核心思想的不足，好让社会能够从更深入广大的视角，去面对当下以及未来的问题。

我对于批判的甚有认同 （主要在于“超越悲情”的呼吁），而又不甚认同当中观点 （集中在“批判悲情”的层次） 。

马来西亚以族群问题为中心的电影和纪录片，基本呈现两极现象：不是如同贺岁片或国庆片那样强调多元民族的和谐共荣，就是带有非常深厚的悲情控诉，讲述在不公体制下的悲苦。

何以“悲情”始终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主旋律？悲情何以如是呈现，而又有什么镜头和文字之内之外的寓意？我们应当深度挖掘当中的深意，而非只是纠结所呈现的方式是否扁平、偏颇、二元。

不一样的悲情叙事

相同的批判角度，也可用以审视一年前上映的《末基劳》。 

《末基劳》作为本地少有的动作历史剧，以反抗英殖民为背景，充满了各种受压迫的民族主义叙事。剧中一再倡求的对抗殖民分裂、马来民族团结、捍卫伊斯兰的讯息，不仅反映了马来族群对于自身处境的投射，也是民族主义建构工程所挪用的工具。

剧中“悲情”是否真实？我们似乎无法否定被殖民的历史伤痕，但在这层“真实”之外，电影的整体叙事和情感渲染确实不符当下多元的马来西亚理想公民社会所欲：除了增强马来民族至上的民族主义论述外，又易与当下政治现实的政治氛围结合起来，变成非常单元的“团结”想象和建构。

这种既定操作，与许多忽视现实有待解决的问题，宣扬“多元、团结、和谐”的爱国宣传一样，都是非历史且非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

那么，《五月雪》所强调的被遗忘掩盖的五一三事件，抑或笔者所接触的几部印度族群困境为中心的电影和纪录片，可否等同以视之？“悲情”可否是特定群体的情感武器？

在批判者眼中，悲情叙事往往悖离理想多元社会的价值，易为简化、本位主义的叙事。纯粹的族群悲情，确实是放大了族群间的分裂、冲突，不过主张和谐叙事否定这种非常实际，有违理念建构的诉求，实也容易忽略许多弱势的声音。

掌权者至今仍忽视五一三事件、“公民”的身份和条件、弱势族群的生活困境——这些都是国家建构、整合的历史过程中，非常重大的族群冲突与社会正义的问题。

上述悲情叙事，其主要关怀及用意是什么呢？或为现实政治霸权以及统一和谐话语之下，尝试呈现边缘的心声：历史和现实中，少数族群的生活难题和伤痕。

如若这些问题并非虚构、非真实，或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利益需求，这种反映马来西亚历史与社会的“悲情”，就迈向完善多元民族社会而言，是有其值得深省、反思的意义。

理想公民社会叙事之限制

就笔者粗陋的理解和想法，对于马来西亚的族群悲情现象与问题，先决地以理想公民社会想象视角来审视之，乃是有所不足的。

何以见得？

就马来西亚社会情况而言，必然面对如下困境：各族群身在政治制度和公民素养尚待完好、完善、完备（就实质层次而言，这是永远都在“过程中”的社会统合及建构）的多元民族国家，价值与认同的“诸神之争”极其剧烈，难以概括在相同的社会想象下；同时，又不可自陷受害、压迫、不公的桎梏之中，轻视族群间协力维护公民社会，寻找共同道德视野、归属认同、意义价值的必要。

无论是悲情叙事，抑或理想公民社会想象叙事，本身就蕴含某种程度的共性——双方皆同意，做好“马来西亚公民”，理应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

然而，重点在于，且往往也是社群之间难以相互通约、认同的矛盾是：（1）到底什么是“马来西亚公民”的最大公约数？ （2）就算我们同意，崇尚多元主义价值是每个社群的共同原则，除了在理念上宣扬这项国族价值外，马来西亚的法律制度、行政体系、公共空间是否已然臻至能够妥善治理协调各族群间的价值、利益冲突，而非独尊其一消除其它？

2018年政权更迭以后，社会理应借机扩张公共空间，正视被忽视的各种悲情叙事、现实问题和价值认同，进而扩大既得利益者与利益遭剥夺者之间、强势族群和弱势族群之间、国家公民及族群子民之间等等的对话可能和空间。

如此一来，无论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华人”，还是“华人”的身分认同，都能依据所属的历史、社会、文化方面的集体记忆和认同，以求同存异为大方向，提供更多元的可能和资源。

将悲情叙事视为阻碍族群整合的先天怪物，或将无助协调各族群间的价值冲突的问题。唯有把各族群所呈现的悲情叙事、视角放置到各个脉络（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下加以理解当中的现实和历史伤痕，探悉相关叙事的缘由和出发点，才能够对症下药，避免一元论的谬误，以为只要端出一道完善公式，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公民素养的提升，公共空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增进，都乃以众声喧哗为前提条件，以期能够容纳和整合共声、共情、共识的多样性。

正视悲情的理想公民社会

“悲情”是最为直切的表达形式，去直面受迫害的集体记忆、经验和感受。当中所反映的情感，皆可说是在政治现实和历史脉络之下，马来西亚社会各族群长年以来的生活、处境、地位的互动结果，是难以先决地采用统一和谐的视角等而视之。

去族群本位，改以公民社会价值为核心，将诸多声音放在同一天秤下审视，易变成为和谐而创造和谐，泯除异议的单向威权。

只要守持某种共同原则，就能有完美、和谐的结果，是一种非历史，且很大程度上也是非现实的幻想。这类论述着眼于“理应如此发展”，往往忽视潜藏在形式之下——如理性的权力利益，亦涵盖非理性的情感归属——“何以如是开展”的现实困境。

悲情叙事不啻把后者丰富化，揭开遮羞的面纱，让理想的和谐图景更为切实清晰，增进我们对于追求完善过程中对“多元”的理解：总会存在秩序之下被牺牲的群体。

如果说，我们非得提出足以代表马来西亚理想公民社会的图景——超脱族群本位的自怨自艾，也摆脱充当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理应期望的是在多元、法治、平等的尽可能完善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环境中，我们不只允许借悲情叙事回应现实，且各人各族各群各阶层的社会成员，皆能表现开放的态度与精神，尽力协商及调解共处之艰难。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预期，出于社会自由意志的多元和谐秩序，在世俗、民主、法治的体制下，切实合理地运作着。这才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

马来西亚社会明明告别了六十年的威权，各式各样的悲情叙事并未停息。“然后呢”或是“真相的复杂性质”这两种思路，皆预示着如何超脱本位。

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悲情叙事之所以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主旋律，其根本缘由就是要回应霸权文化的蚕食，若只是将其视为病态的文化本位主义而完全排斥，拒绝深究何以造成如此现象，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疑只是把仍疏于安顿、调解，以文化本位形式示人的合理权益诉求，与先天的、绝对的文化本位主义混为一谈。

我们需正视前者的出发点，重新聚焦问题的根本：为何直到今天，二元、单调、族群本位的悲情叙事和视角，在情感召唤和现实批判上，仍具有庞大的影响和渲染力量；为何本地少数社群每每想要对抗霸权（国族建构的、历史遗产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往往下意识地从族群本位出发——而这样的思考、论述、表现策略，涵盖/排除了什么问题，所捍卫、争取的权益，在与其他群体产生冲突时，能否达致尊重和调解？

最为关键的，还远远不是担心相关叙事是否陷入二元对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霸权体制”与“文化本位”两种极的冲突中，如何让身在其中的人们能够有意识地超克各层“意缔牢结”的囹圄？

我想，当中的问题，远不是悲情叙事所能处理；而以理想公民社会的的视角来批判悲情叙事，亦会导向单调一元论的谬误。

按照目前现实境况而言，救赎的希望仍是未定之天，永恒诅咒般的问题，于我们好像依旧无解，民众大多只能继续以诉诸悲情的方式，抒发当中难言的痛苦及挣扎，喟然叹之：修路幽蔽，道远忽兮。

王智霖，现留学台湾，彳亍漫游芸芸众生茫茫视界，偶尔失眠熬夜写字吐槽、评论、幻想。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