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幼儿园”为何不再运作？地方选举争议懒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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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最后一次举行地方选举是在1963年，在那之后，地方选举就永久搁置了。
随后的60年，基于种种理由，归还人民“第三张选票”的主张不断提出，却也一次次被驳回而落空。
最新一轮讨论始于联邦直辖区行动党主席陈国伟的呼吁，他疾呼从吉隆坡开始恢复地方选举，结果遭遇巫统、土著团结党和伊党反弹。
本文替读者探究地方政府选举的重要概念，以及围绕地方选举的争论。
一、什么是地方政府？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地方政府指涉市政厅（city council）、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和县议会（district council）。吉隆坡的情况较特殊，地方政府指涉的是市长本人。
管理另外两个联邦直辖区的地方政府——布城公司（Putrajaya Corporation）和纳闽公司（Labuan Corporation）则是在不同法律下成立的法定团体，他们在个别辖区负责地方政府的职能。
地方政府负责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各种事务，包括城市规划、街道卫生与灯光、维护公共场所的树与其他植物、商家营运执照、规范公开音乐会等等。
地方政府有权批准或驳回任何发展计划，以及建筑物能否扩建。
二、地方政府职员是谁？他们怎么拿到这职位？
在半岛，市政厅是由市长所领导，市议会和县议会分别是由主席所领导。《地方政府法令》规定，每个地方政府应有8至24名市议员，任期是三年。
法令阐明，市议员由州苏丹或州元首委任；市长和议会主席一般上是由州政府的公务员担任，市议员则是由州属执政党所委任。一些市议员未来往往会更上一层楼，竞选州议员或国会议员。
部分州属会委任非政府组织代表出任市议员。
举例而言，槟岛市政厅的24名市议员中，10人来自行动党、8人来自公正党，诚信党则有两人。其中也有非政府组织代表，包括槟岛前女性州议员协会（Alumni Sidang Wanita Pulau Pinang）、国际伊斯兰传播协会（Islamic Propagation Society International，IPSI）、槟城佛教联合会（United Buddhist Order of Penang）和槟城穆斯林联盟（Penang Muslim League）。
沙巴与砂拉越的情况相似，但有少许不同。沙巴的市议员是由沙巴地方政府与房屋部长委任，而非州元首，他们的任期是两年。
三、联邦直辖区的情况如何？
吉隆坡市长（《1960年联邦首都法令》与《1971年吉隆坡市法令》称之为专员）是由国家元首委任，任期五年，一般由公务员担任。
吉隆坡市政厅没有市议员或相关职务。国家元首会委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其中两名额必须由雪州苏丹与雪州行政议会协商后委任。
《1960年联邦首都法令》第10条文赋权吉隆坡市长不必依据顾问委员会的劝告行动，但必须咨询联邦直辖区部长。市长有遵循部长指示的法定义务。
布城公司的主席与五名成员是由联邦直辖区部长委任，其中三名成员是联邦政府官员，其余两人来自私人界。他们的任期是三年，届满后可以重新委任。
雪州大臣在雪州苏丹首肯下，可以再委任额外两名布城公司的成员。
纳闽公司的主席、署理主席与其余四名成员是由财政部长委任，任期三年。
财政部长也负责委任纳闽公司的顾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他们的任期是三年，其中至少三名成员必须是纳闽居民。
四、地方选举起初如何落实？之后为何搁置？
根据调查半岛地方政府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Local Authorities）在1968年的报告书（又名为阿迪那哈班（Athi Nahappan）报告书，他是委员会主席），最早的地方选举是于1857年12月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举行。
当时，只有数个市议员席位开放竞选，其余都是委任。1956年12月1日，乔治市议会成了首个完全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
砂拉越最早的地方选举是在1959年，沙巴则是在1962年12月16日。
起初，地方选举是按照个别州属的法律进行，因此规定各有不同。举例来说，一些州属允许政党之间竞争，一些州属则以地方选举应超脱政党政治，因此不允许候选人以政党名义竞选。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统一这些规定，但仍然让各州政府决定，开放部分或所有市议员席位竞选，以及地方政府首长是否开放竞选，以及如何遴选。
不过，《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颁布后一共只举行了两场地方选举：1963年在登嘉楼，以及1962年在马来半岛其他地区举行的地方选举。
原本接下来的地方选举会在1965年和1966年举行，但1963年1月20日至1966年8月11日之间爆发印尼对抗（Konfrontasi），以及随之的紧急状态而搁置。当时所颁布的是《1965年紧急（暂停地方选举）条例》，以及《1965年紧急（暂停地方选举）（修订）条例》。
尽管印尼对抗目前早已结束，《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也未废置，但上述两项紧急条例至今仍然有效。不仅如此，1976年3月宪报的《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阐明，终止一切与地方选举相关的条文。
槟城政府在2012年试图重启地方选举，也入禀法院要求法官指示联邦政府放行，让槟城举行地方选举。不过，联邦法院在2014年驳回申请，槟城政府的尝试宣告失败。
五、支持和反对地方选举的理由是什么？
起初，印尼对抗导致地方选举搁置，等到阿迪那哈班报告书出炉时，印尼对抗也已过去，但政府又以马共叛乱为由，继续搁置。
除了这些官方原因，一般相信当时的执政党联盟（Alliance）试图压制在野党势力，避免他们利用城市选民的支持来主导市议会，进而扩展他们的基本盘，也让州政府无法顺利贯彻政策。
从近期对陈国伟的批评来看，这种思维仍然存在，更多了一层种族色彩：华人代表容易掌握市区的权力，马来人则会失去权力。
这种论述忽略了乡区也会举行地方选举，并且假设选民只会投选与自己相同种族背景的候选人。不仅如此，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地区的马来人口增长，即将成为吉隆坡的主要人口。
前首相马哈迪领导希盟政府时，就曾以担心种族分化为由，拒绝举行地方选举。
他当时说：“没有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可能会带来错误的结果。城市与乡区不同，可能会有冲突，或许只突显种族差异。我们不要这种事发生。”
反对者也说，地方选举的成本高昂。
今年12月，前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理查指出，每场地方政府选举平均花费大约300万令吉，在全国举行地方选举要耗费将近5亿令吉。
2015年，时任市区福祉、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阿都拉曼达兰（Abdul Rahman Dahlan）表示，让地方政府隶属于州政府能够促成“无缝管理”（seamless administration），有助加强施政。
他以水灾应对措施为例，州与联邦政府在现有机制下能够立即提供援助，而不需要等待民选的市议员，避免救援迟缓。此外，州政府不必等新的选举，就可以立即移除没有表现的市议员。
比起重启地方选举，部长往往有其他优先事项。
今年1月，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表示，他的优先事项是重启经济，照顾民生课题，包括确保公共设施状况良好。倪可敏也说，民调显示，只有少部分人民要求地方选举。
新上任的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扎丽哈12月18日表示，她会与倪可敏商讨地方选举，但会关注基本问题如分层物业良好管理课题。
支持地方选举者如希盟领袖、净选盟、居民协会则主张，地方选举是实践参与式民主的关键，他们让居民与纳税人可以向市议员问责，而不是受制于政治庇护人。
此外，他们也主张，市议员向选民负责，可以让国会议员与州议员专注处理联邦与州课题，而非地方事务。
这在吉隆坡更是异常重要，吉隆坡的人口数量与预算都比许多州属来得高，却没有市议员与州议员，选民往往要请国会议员协助处理民生课题。
六、阿迪那哈班报告书怎么说？
阿迪那哈班委员会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8月期间在马来半岛各地举行一系列公开与闭门听证会，了解公众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功能。
这份志期1968年12月、347页长的报告书是地方政府法令的基础，然而，报告书中恢复地方选举的主张却没有下文。
阿迪那哈班委员会不认同地方选举成本高昂的说法，委员会认为它会加强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
“无论是在首都或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是民主的幼儿园。这是最靠近人民的政府，草根的民主精神在这里发芽。”
“若人们能够在生活层次理解民主意涵，并且参与其中，他们也能够理解州与联邦层次的民主。”
委员会主张，所有市议员都应该通过竞选产生。
至于县议会，委员会认为州政府应有委任县议员的酌量权，确保有少数群体充分代表，特殊利益群体如贸易、文化、专业、工会、体育领域的代表也能纳入其中。这是因为乡区人口往往是单一族群背景，委员会认为其地方政府应该多元。
委员会补充，这些受委任的县议员人数不得超过县议员总数的三分一，因此，大部分必须是票选县议员。
另外，县长或县议员主席必须从县议员中选出。
委员会指出，为了处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潜在的冲突，政府必须出台法律，强制地方政府在攸关国家与州利益的课题下遵循州政府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