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苏联瓦解之后，由新马克斯主义者引领，以阶级意识来进行文化批判的策略，顿失政治大叙事舞台。在资本主义终于横扫全球的新历史事实之前，左派们高举要以阶级觉悟改变主流政治体制的口号沦为空话——“历史的终结”成了非常可能成真的政治判断。

面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大社会体制、民族认同或大历史敍事的宏观叙事挑战下，当时的文化左派们第一次认真考虑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叙事策略，大量提出差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文化表征与价值论述为依托，来挑战强势的主流文化叙事。一时之间，文化多元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中各种微弱而差异的社群终于被看见。

讽刺的是，在这些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缘叙事出现之前，秉持不同文化与价值的各文化群体，早就是很多国家社会中重要的组成分子了。

在学界开始批判地使用安德森有名的“想像的共同体”的概念之前，马来西亚人就不是以“血缘文化想像”的方式建国，而是以国家原则（Rukun Negara）来形塑国家认同。这早就是马来西亚社会的现状，正如在国家原则中，我们强调上苍、皇权、宪法、法治和道德，却不提血缘、种族、文化与历史。正因如此，马来西亚各族群在国族认同叙事上，从很早开始就不再持续追求统一的文化与价值。

当然，对于主张文化大一统的部分群体而言，这种开放的、带有妥协性质的多元国家认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举例而言，他们认为，大量国民国语很差，且对马来风俗不熟习，根本就是破坏国民团结跟国家进步的元凶。

然而，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中，也有着力推同化认同政策的缅甸跟印尼，这里面有的是佛教文化为主国家，也有是以穆斯林文化为主，所以霸权与否，根本与实践何种文化无关好吗？就算少数族群国民大多熟习当地语言跟风俗，如印尼华人与缅甸克钦族，这些少数族群遭到歧视的例子，难道在相关国家的历史上还嫌少吗？

可见多元文化不是破坏国民团结跟国家进步的因素，而同化政策也无法保证所有国民拥有平等的权利。相反的，在日益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球化时代中，以多元文化作为国民文化表征的国度，她的国民在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沟通时，反而具有额外的文化理解优势。

社区营造“共同体”的难题

不过，当马来西亚国民移居到国外时，这种崇尚多元文化的国民认同，反而有可能成为问题。例如，马来人移居海外，她就会变成“穆斯林”的一分子，而不是马来西亚裔；当华人移居海外，她就会变成“华裔”的一分子，而不是马来西亚裔。

不要以为说，这种困扰只是西马人才有的。近年的大达雅（Great Dayak）意识抬头，当卡达山人、伊班人移居海外，就会被归类为“婆罗洲人”，并以此为基础，被吸纳到“大达雅”的认同中。

这种现象，使得移居海外的马来西亚社群，在社区营造时特别困难。就以移居台湾的马来西亚社群为例，多数旅居台湾的同胞都会发现，在台湾北部地区，已经出现缅甸街（在新北市的中和华新街）、印尼街（在台北车站的附近）、菲律宾街（以台北中山北路圣多福天主教堂为中心辐射出去的社区），或像在桃园龙冈的泰缅街区（原是以国民党撤退到泰缅边境孤军后裔为主的社区）、桃园后火车站集越印泰国菲的混搭街区（这是以东南亚移民移工为主的社区），但在这些社区中，我们难以发现所谓的马来西亚元素。

这并不是说，在台湾无法发现马来西亚文化，台北也有由印裔同胞经营的有名餐厅嬷嬷档，或是由华裔经营的名店池先生等等，但这些的餐厅都是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无法媲美其他国家移民社群的街区文化所营造氛围。我们所拥有的，至多不过是有众多社群写手，如杜晋轩、王丽兰，或网红西西歪、Soya等等，时有撰文或拍片介绍相关文化。

明明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有着独特鲜明生于马来西亚、长于马来西亚的记忆印记，却总是在个人迅速融入当地社群的同时，让相关多元文化国家认同沦为背景杂讯，成为偶尔想吃sambal或nasi lemak时，才邀集朋友的冲动情绪，而非可以轻易向他人表明的身分认同。这么一来，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便成了困扰着大多移居海外马来西亚人的“难言之隐”。

于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多元文化为认同的社区营造是否可能，实为是重要的命题。

笔者去年倡议并规划的台湾“马来西亚文化日”策展，便可以说是回应上述难题的行动对策，也是对传统以土地为本、本地居民为主体社区营造概念的冲击。

虚拟社区上的社区营造

要知道，在高度全球化、高度多元化及高度虚拟化的社会中，以居住地为凝聚社群的想法，可能已无法完全反映当代社会的群体面貌。反之，透过网路串连、集思广益，共创一日快闪实体街区，辅以文化体验的游戏与展演设计、加上运用论坛模式形塑文化论述的想法，或许是更适合当代社会社区营造的模式。

也正是因为利用了虚拟社区的自由开放氛围，聚集了原本分散在台湾各地的马来西亚人，在这个场域中尽情展现源于自身成长经验里的多元文化基因。参与文化日的，有来自马来西亚不同区域的人，也有来自台湾不同领域的群众，大家彼此激荡交流出新的想法，并在未来扩散出对当地社会来说，更具文化影响力的创新作为。这也就是说，看似一日快闪的形式，其实是提供了文化交融的场域，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相遇，相互观摩、学习、成长。

例如，去年参与马来西亚文化日演出，据点设在台湾中部地区的二十四节令鼓团众击坊，便在之后创作了更具当地多元意象，更能融入南投水里社区的鼓乐作品；原本只接受订购娘惹糕的面子书社团偶素马来妹，在今年也有了实体的文化与美食分享据点。

这些点点滴滴的进展，足以说明以多元文化为认同的社区营造，是有可能的。这其中打破了大家原来的想象，即国家认同必须是在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单一风俗的情况下才能巩固及发展。

例如，笔者在设想每届马来西亚文化日，用以代表“Anak Malaysia”的象征物时，便都刻意地试图打破我们对于国民的想像：去年代表“Anak Malaysia”的是动物，有代表东马的Orang Utan，跟代表西马的Kancil；今年代表“Anak Malaysia”的则是文物，有代表马来族群的Wau Bulan，跟代表华人族群的凤梨灯笼风筝。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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