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国家统计局今年七月发布的《2023年中期人口估计报告》，在社媒引起了一些讨论。

人口数据其实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国家治理术现代化、理性化、科学化的产物，标志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成为可以客体化、简化、抽象化、检测、控制、改造的对象（注一）。

人口统计往往也涵盖各种人口特征，特别是性别、健康与疾病、教育水平、识字率、职业、寿命、生产力等等，方便国家征税和治理社会，可以说是现代治理术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曾为殖民社会。英国殖民的一百多年，对马来亚起了不少现代化作用，特别是治理术方面的转变，包括引入人口统计、出生记录、死亡登记、地图制作（有的用来标示现代化设施，如道路和铁道；有的标示农作物和自然资源的分布，如胶林、森林保留地、锡矿、河流等，方便殖民资本主义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攫取与掠夺）、土地测量（方便发展、分配和土地私有化）、建筑绘图等等客体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技术。

今天的国家统计局也是英殖民者在二战结束后所设立，一开始只收集和记录马来亚的商贸资料，其他方面的数据则分别由国家不同的行政部门记录和发表。独立初期，统计局的功能逐步扩张，除了原有的商贸数据，也开始收集社会和经济数据，比如人口、就业、失业、教育、薪资、各行各业的发展等等。

统计非中性工具

不少社会科学学者已经指出，人口以及其他大型数据，并非中性的工具，因为统计技术本身就蕴含著行政官僚和治理者的视角、价值观。如何定义某项社会特性、什么资料、事物的什么侧面该成为被收集、测量和记录的对象，往往就是在建构一套如何观看社会/环境的特定视角。

美国社会学者Charles Hirschman曾经撰文论证，英殖民统治者建立的马来亚人口统计，将人口分类为不同的族群，本身就是一种族群建构。原本充满文化异质的马来亚殖民社会，逐步被殖民者所发明的社会分类取代，这些简化的族群分类慢慢形成理所当然的人口标签，并将社会化约为族群化的社群（注二）。

这套分类和视角，一直沿用到今天，继续成为后殖民种族威权制分而治之的重要工具，并且限制著我们对马来西亚社会的认识和想象。

指出统计隐含价值和特定视角，并非要反对使用统计，而是要反思到底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比较恰当。

另有政策研究者指出，如何解读和使用人口统计数据，跟如何收集和记录这些数据同样重要，两者都具有建构社会的功能。解读数据本身就具备了议题设定的功能（注三）。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在解读和使用任何统计数据的过程，除了要自觉数据背后的功能、价值预设，更要进一步思考，到底要建构什么样的社会和价值？因为议题设定，本身就是参与社会建构。

民主博弈不是人口较量

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

截至2022年底，马来西亚人口统计，按族群、年龄和性别划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的开放数据库。

有论者认为，该数据对马来西亚华社有着两大重要意义：一、华裔人口首次呈现负成长；二、槟州马来裔人口比例首次超越华裔，成为该州最大族群。

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确实沿袭殖民时期建立的传统，将族群当作人口的主要社会分类，但也早就加入了其他社会分类，比如人口的性别、年龄。这些分类，方便政策制定者预估人口的年龄趋势，对制定老年福利政策、照护政策、性别政策，其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那些感叹“华裔人口呈现负成长”、“华裔人口被其他族群超越”的人士，聚焦在人口的族群分类，将国家人口变化定调为族群权利/权力地位变化的指标，完全无视国家统计数据所提供的其他更重要的讯息和意义。

这或许反映出论者偏好狭隘的族群视角，但也可能是论者对统计的功能没有深刻的理解或毫无反思能力。不论是何者，都同样是在加强后殖民种族威权体制所提供的狭隘族群视角和种族政治。

这番言论也揭示了论者无力理解民主政治多层分权与社会博弈，仅把权利保障视为是人口多寡的较量结果，表面看似焦虑华裔人口减少，实则艳羡和妒恨多数的支配力量。

此外，论者还犯了另一个事实错误，槟州土著人口早在2013年就已经超越华裔人口，而不是2022年才首次超越（注四）。

少数焦虑的男权想望

除了饱满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类族群视角毫无社会学、政治学，甚或政策面的洞见，面对族际不平等，只能诉诸“提升华社人口”这类观点来应对，而不是从制度面着手民主改革，保障族际平等。

这跟过去华团鼓励“华社应该多生育”的口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当中对女性身体和生育充满了隐而未言的工具性预设，对牺牲个体来完成民族的集体权益也有着理所当然式的设想，反映出民间版本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遐想。

民主政治过于简化的理解，自然是“数人头”的游戏。但是，人口的消长，涉及的是长时段诸多因素的变迁；民主社会的博弈，同样涉及诸多因素，且有长短期方案之不同。族群权益乃至个人权益的维护，断不能以“比赛出生人口”的方式来理解。

号召多生育只不过是族群心理的自我安慰，而口号式的动员更是有社会工程之嫌，其中蕴含了权力想象与操作，意即父权对女性身体的挪用。

多生育的呼唤，多年来屡有读书人（读为男人）倡议，近年则转为更委婉的感时忧国，真可谓阴魂不散。与其说其哀叹族群权益的衰微，不如说是知识贫困与实践的无能，将民主博弈退却为内在的（男）权力想望。

社群老化的趋势

那么，最新的人口统计，到底有什么更重要的社会学或公共政策的意义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开放数据库，截至2022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为7.4%。跟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例（2019年的数据为9%）相比，马来西亚人口还不算老化。

若细看老人人口的族群差异，马来裔、华裔和印裔的65岁以上人口分别为7%、10%和8.1%。其中，华裔社群老化的趋势显然最为严重。

截至2022年底，马来西亚65岁以上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的开放数据库。

必须提醒，老化本身并不意味失能，也不应该被歧视或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问题”，主要是缺乏自理能力的年长者，才需要特殊化的照护。

少子化和年轻世代的出走、移民，让华社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变得更严峻，这才是华裔人口发展趋势的隐忧，而不是“华裔人口比某族少”。

目前，老人长期照护服务的市价，介于马币2500令吉到6000令吉之间，视失能程度以及疗养院的舒适程度而定。面对失能老人的需求，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固然可以花钱请看护在家陪伴，或者把生活无法自理的年长者送到疗养院；中下阶层家庭却负担不起这些费用，照护的责任往往就会落到家里成员身上，比如伴侣、单身未婚的子女或者家中比较弱势的成员。

如果没有国家的制度性介入或者社区的集体力量，有失能老年成员的家庭将孤单地面对沉重的负担。不论日本、台湾或马来西亚，常有新闻传出家庭照护者因为不堪精神压力，结束被照护者的生命。这都是缺乏制度性介入和社会支持所致。

制度性介入，不仅是要在经济方面提供支助，也要提供相关专业培训，让市场拥有足够的专业照护劳动力，同时给予这类照护劳动者（往往由女性担任）合理的酬劳，不亏待、不剥削。

除了借助国家力量，华社或可以思考，可以如何在这方面发挥民间和社区的集体力量，创造具独特、可续、自供自足的社区老人照护系统。

人口数少于其他族群不应该是华社的隐忧，自恋式的民族忧患意识、对人口统计缺乏社会学式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的认识缺乏族群以外的视角范畴，才是更大的问题。

对国家统计数据隐含的视角和价值预设保持警惕，那么数据就不会只是国家行政由上而下统治实施控制的手段而已，也可以是民间由下而上发挥监督力量，敦促国家政策改革的重要工具，以便集体构建为弱势群体提供照护的福利国家和平等社会。

注一：参考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注二：参考Charles Hirschman的两篇著作：“The Making of Race in Colonial Malaya: Political Economy and Racial Ideology”，Sociological Forum, Volume 1, Issue 2 (Spring, 1986), 330-361;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Classif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46, Issue 3 (August 1987), 555-582. 

注三：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2). 

注四：Penang: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ics – Penang Institute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记忆政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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