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习游】

“鬼上身”、“撞邪”，或被称作歇斯底里的事件，对马来西亚长大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弥漫在我们生活里，有时是令人啧啧称奇的鬼故事，有时是百思不解的亲身经历，有时就像是他人患病、破产的逸闻一样，警惕着青少年不要小看这个世界：要避开“肮脏”的东西，要避免触碰禁忌，更要敬畏神明化解劫难的能力。

余修善的《虎纹少女》便是围绕着这一现象展开，将这些“宁可信其有”的怪事扩散至弥漫全片的恐怖片。

宁可信其有的魔幻日常

恐怖片靠的不是视觉或听觉效果，而是让日常也处处吐露危险的氛围感。

电影里主角Zafan的个性并不特殊。就和许多少女一样，她好动爱玩，每天和朋友厮混，不喜欢跟随条条框框。促成她蜕变的契机，更是女性必然经历的初经，理应没什么特别。

然而，电影里，这些平凡的元素，却都透露着危机。每一次的转变，都让少女欢快的日常蒙上多一层阴影。少女不明白为何身体出现变化，为何成了被霸凌的对象，为何身边的人不是嘲笑自己，就是视而不见。

当复杂的解释遥不可及时，电影给出了个荒谬却更具说服力的解释：Zafan被虎妖诅咒了。

为此更添加一层魔幻色彩的，是电影对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客观视角。

不论任何种族宗教，在他人眼中都有许多“迷信”。例如，不得用红笔写姓名的避讳，对华人来说再自然不过，在他者的视角下却有不可名状的怪异感，仿佛冥冥中有股力量存在，人们才会由衷接纳这些不可解释的避讳。

电影里一些不讲理的习俗和传说，对观者而言就像是异世界的设定一样：初经来潮必须隐晦不谈；来月经的女性，不可踏入宗教课室；女性没有处理好经血，就会变成妖怪。这些习俗令《虎纹少女》有了魔幻写实之感。它们如此难以理解，却又如此贴近生活。

对观众而言，鬼怪和真实的界限同样模糊。即使电影里，月经耻辱和霸凌的问题看似比鬼怪更为严重，但真的是这样吗？鬼怪灵异只是少女内心挣扎的投射，还是真的存在鬼怪？真假难辨下，村子令人窒息的氛围和鬼怪的惊悚感，再也难分彼此。

鬼怪是社会禁忌的投射

无论是集体歇斯底里事件，还是贯穿全片的虎妖传说，鬼怪灵异往往反映着社会大众的避忌。

武雅士（Arthur P. Wolf）认为，华人社会的鬼，除了形容需要避而远之的恶意，也和社会的避忌有关：夭折的婴儿和无人祭祀的女性，倘若没有正确的仪式，也会成为纠缠家人的鬼；讲述战后德国的《欧洲鬼故事》，则认为战后欧洲各地的灵异事件，很多时候反映了战后幸存者无法接纳的过错和拒绝承认的现实。

正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当鬼怪频频来敲门，恐怕就是时候正视自己了。

我最喜欢的，是Zafan和负责驱魔的巫师正面对决的一幕。

当Zafan的异样终于被发现，被父母架在巫师面前时，巫师信誓旦旦地嘱咐她的父母，警告“她不是你们的女儿”，更要求无论她如何辩解、抵抗、求饶，都不能放过她。

从Zafan的视角，观众们看到的是巫师得意的表情，和坐在自己对立面的全村老少，更不用提身后把自己架在巫师面前，迫使自己服从的慈父严母。即便正常如你我，落得如此田地恐怕也将无处伸冤。此时观众和Zafan一样，既无助，又有满腔的怨恨等待迸发。

更有意思的是巫师这个角色。驱魔仪式上，屡屡失败的巫师面对村民们的怀疑，气急败坏地大叫，“有谁想要取代我的位置，我的工作吗？”躁动的村民顿时哑口无言，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正是因为无人愿意行动，才把一切推给巫师。

处在小屋中心的两个人，寓意着全村人都不愿意正视的问题：Zafan代表少女成长的羞耻心和社会羞于提及的霸凌事件，巫师则是被村民拱上来收拾残局的清洁工。到头来，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Zafan的感受，只是不断对她施加压力，再把自己制造的烫手山芋抛给外人。

戏里戏外的共同无奈

电影里充满着只有马来西亚人会心领神会的元素。国立学校千篇一律的建筑格局、师长的口吻、雨林的虫鸣鸟叫、挂满贷款广告的灯柱，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我国风貌。

没有马来西亚的养分，不可能造就《虎纹少女》的特色。但是，只因为它谈论性和身体，就被迫像Zafan一样，被社会大众冷眼相待，又被孕育自己的土壤牢牢按住，最终由审查单位完成最后一击。

要留下，只有把自我包裹和隐藏起来；要保留自我，却只能挥别自己的根，被原乡冠上离经叛道的罪名。电影的结局虽略微苦涩却也顺理成章，不论是Zafan还是村子都各得其所。完全蜕变的Zafan离开了村子；驱逐了“病原”的村子则回归“日常”。

和Zafan一样，被审查压制的言论空间，除了无力，更多的是愤恨，是急需宣泄的情绪。驱魔仪式里，理应是最可怕的最终蜕变，却让我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一起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鬼的胜利。

随着蜕变后的Zafan威风凛凛地走出村落，自己不禁在想，如果说恶鬼是自己召来，协助自己的使者，那么戏里令人不寒而栗的鬼怪，到底是什么呢？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目前于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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