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惊鸿】

我们可能遭遇一些人，明明受过科学与思维训练，有一定程度的媒体素养，却还是相信某些谬论，像是“美国民主党人都是恋童癖”、“全球暖化是自由派的谎言”、“莲花清瘟中药可以治疗2019冠病”、“乌俄战争是美国在幕后一手策划”……

可能有人会认为，他们正是缺乏批判思维、媒体素养，不相信科学，才会对这些谬论深信不疑。

但在我的观察看来，与其说他们这方面的能力不足，倒不如说问题出在他们身处于某些存在问题的（flawed）世界观，以致不愿认真审视与世界观相左的任何观念——比起客观知识、学养，世界观在认知顺序中是绝对优先的。

更甚者，哪怕摆放在他们面前的事实与证据，足以悬置其认知中的真相，他们仍会认为，一定还有其他未考虑到的因素、没观察到的对象、无法观测的事实等等，无止尽地怀疑下去——尽管这些怀疑不尽然都是不合理的。

换句话说，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我们怎么指正他们，都毫无意义。

我想试着从“回音室”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现象。

不过，在此之前，容我援引C.Thi Nguyen的论文《回音室与认知气泡》（Echo Chambers and Epistemic Bubbles），来介绍两个重要概念，即“回音室”与“认知气泡”。

回音室与认知气泡

与英文世界相同，多年来，不少中文媒体多把“回音室”与“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认知气泡”混用。

只要仔细辨析两者的认知结构，就会发现两者其实不能等同而论。

我直接引述原文中两者的定义：

认知气泡是一种社会认知网络，由于某种基于忽略的排斥，它的覆盖范围并不充分，其形成是由于对相关认知资源的忽略，而非主动地贬斥它们。这种忽略未必是恶意的，甚至无须是有意的，但是该社群的成员没有获得任何被忽略的相关证据，所接触到的一系列论证也不具有代表性。

回音室指的是一种认知社群，它在社群成员和非成员间创造出一种悬殊的信任差异。这种悬殊差异意味着，通过在认知上贬斥非成员而将他们排除在外，同时夸大成员的认知资格 。最后，作为加入回音室的前提条件，人们必须大致认同一组核心信念（通常是指有问题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而这些核心信念恰能为这种悬殊的信任差异提供支持。

认知气泡，相对回音室而言，还是比较脆弱的。这是因为在认知气泡中，认知主体之所以不倾向其他信息源，纯粹缘于忽略，而非贬斥。因此，当认知主体遇见其他信息源时，并不会因为什么背景性理由（比如世界观），而对其置之不理。

反观，回音室下的认知主体，因室内人员一再断言室外信息不可信赖，而主动贬斥室外信息；这种对内的信任，又会反过来加强对外的不信任，更使得回音室成员难以接触到反面证据和反驳。

回音室并非只在室外信息传播到室内时才予以反击，也可能提前在认知上给室内人员打预防针（epistemic inoculation），以致相应的质疑仅为他们所期待回馈，而无法产生相应的作用。

另类右翼与当代中国

这里例举两个回音室的现实案例：

  • 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

    - 他持续攻击“主流媒体”，贬斥其本人和一小撮受认可骨干以外的任何潜在知识或证言资源；

    - 他开发所谓秘密语言，其中充斥被赋予不同含义的常见词语，以及许多新造黑话，目的是使群体内成员更加与世隔绝；

    - 他对所有反对意见都提出针锋相对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试图挑战每个特殊的反对意见，也试图破坏任何反对者的一般意义上的可信与道德正直。

  • 当代中国：

    - 控制认知媒介：以网络媒介最为典型，中国政府建造互联网防火城墙，颁布互联网相关严苛法令，并在技术层面上先行控制可浏览内容的范围；

    - 控制认知内容：中国政府下架敏感信息，删减或严禁敏感书籍和艺术作品，并经常利用宣传机器自我吹捧、转移视线、非理性低污蔑批评者，使中国民众在认知行为上处于被动（接收）状态，或过于信赖官方证言；

    - 控制信念系统：中国国营教育单位都设有一系列思想教育与“中共式”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以证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并局部篡改马克思部分理念，预先设定“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理念；借由历史教育先发制人，说明欧美对外的历史影响，并诉诸某些阴谋论，宣称当今中国腹背受敌，“境外势力”意图通过媒体颠覆中国社会，成就亲中者普遍不信任外媒的目的。

逃离回音室

处在认知气泡的主体，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他们往往并非不清楚自己信源狭隘，对其他观念多不理解，但又不愿意花时间扩展自己的信源，以理解其他观念——这些主体可以说在认知上是懒惰的。

然而，处在回音室的主体，其情况则复杂许多。我们需要将之区分为两种回音室模型：一种是出生在回音室内，另一种则是自愿进到回音室。

第一种类型回音室下的主体很倒霉。没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如果不幸出生在回音室，进而接收回音室的世界观，只能在回音室塑造的社会认知中寻求信源，哪怕再相信科学、掌握批判思维与媒体识读的学识，这个主体积极认知行为下产生的诸多观念，都极可能是不可靠的。

至于第二种类型回音室下的主题，则应该予以批评：那些原来能够掌握广泛信源的人，为了自身的舒适或者安全感，而抛弃绝大多数信源，主动身陷回音室抱团取暖，自然是某种糟糕的认知表现。

难道回音室下的认知主体，就是无药可救了吗？并非如此。

有些人很偶然地与局外人长时间深入接触，在不抱有排斥对方观念的心态下，逐渐撬开了回音室的裂缝，进而逃离之。

曾经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后来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分子Derek Black，其故事正是例证之一。大学时期，Derek Black遇见原初贬低、憎恶的犹太友人，并在长期接触慢慢建立友谊后，开始审视自己原先的世界观，进而将之弃置。

虽然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但不幸的是，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尤其受憎恶者，很难有动机和交流的安全感，去接近憎恶自己的人。

无论如何，重建回音室成员和外部社会之间的信任，似乎是可行的方法。针对核心观念带有排外、仇恨意识的回音室成员来说，此方法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了解回音室成员何以相信这套世界观；如果有勇气，就试着与他们深入沟通，逐渐刨开回音室的铁壳。一味将相信谬论或者有问题世界观的人视作非理性者，恐怕不是解决后真相时代与两极分化的好起点。

黄贤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关注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的研究，现今待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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