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笃医院悲剧谈起：为何未成年妈妈走上绝路？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2020年2月1日，一名未成年妈妈在拿笃医院的走廊上踱步。
她5个月大的婴儿因细菌感染已住院11天。身为海巴瑶族（Bajau Laut）的她或家人都无力承担住院费用。
尽管他们都是沙巴原住民，却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他们的公民身份，也无法获得政府的医疗保健补贴，即便他们到公立医院看病。
那天的医疗单费用超过3000令吉，院方要求她立即付款。
年轻妈妈手足无措。她手抱着刚脱离呼吸机的婴儿，在走廊上徘徊，并告诉医护人员，她要前往厕所。
不久后，这名未成年妈妈与婴儿被人发现死在医院隔壁的草地上。当局将这起事件列为“谋杀后自杀”（murder-suicide）处理。
但这宗悲剧，几乎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
更糟糕的是，每当有无国籍的海巴瑶原住民到拿笃医院寻医时，经常会面对类似这名未成年妈妈所遭遇的问题。
上述案件在2020年发生时的新闻报道
求医的恐惧
这名年轻妈妈在生时住在甘榜班吉（Kampung Panji）。当地村长是64岁的哈山加让（Mohd Hassan Garang）。
出事前，这名年轻妈妈、丈夫与婴儿住在一间简陋木屋，而他们的家跟周边邻居的木屋都建在拿笃海岸的泥泞上。
哈山加让忆述，这名年轻妈妈决定自杀前，院方威胁她说，若无法缴清医院账单，则他们就会叫警方扣捕她。
“我马上调查，并发现他们甚至威胁要把她与婴儿扣捕在医院。”
村长哈山加让
医院消息人士以匿名方式向《当今大马》证实，这名年轻妈妈获知可能会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后，更加心焦如焚。
哈山补充：“医院职员常会威胁病人说，‘如果不缴清账单就不能离开医院’或‘我们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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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山也指出，医院人员经常斥责或无礼对待海巴瑶人和其他无证件病患，导致他们惶恐不安。
“更何况是一名年轻胆小的女孩，在医院里无依无靠，担忧失去婴儿而脆弱不堪。”
拿笃海巴瑶村落里的小女孩
哈山说，悲剧发生之后，愈来愈少海巴瑶人主动求医，除非到了生命垂危的非不得已关口。
这是因为，在紧急状况下，他们可以暂时免除在挂号时的预付款项。
“因此，许多人（海巴瑶人）会强忍病痛，直到忍无可忍。许多人因而丧命。”
《当今大马》已联络拿笃医院寻求回应。
人权委员会（Suhakam）专员玛丽亚蒂（Mariati Robert）曾到访拿笃医院调查，并表示委员会只有在调查完成后才能发表声明。
原住民被当做“非法移民”
沙巴州政府承认海巴瑶族为沙巴原住民，但由于他们没有证件，经常会被当作“非法移民”对待。
这种非公民身份使得他们到公立医院求医时，必须预先付款，包括挂号费100令吉（急诊部）或120令吉（门诊部）。
政府通告明确规定对外国人的收费，但没有提到无国籍病患的收费标准。
相较于公民和非公民的明确收费方式，无国籍人士问题难以通过白纸黑字说明。
《当今大马》访问几户家庭中，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中，有者获得公民权，有者则是非公民。
原因不外乎官僚主义，进而造成难以挽救的悲剧，如《当今大马》昨日报道的9岁男童安迪之死。
即便安迪在马来西亚出生，父亲是马来西亚公民，但因为他的父母未婚生子，他成为无国籍孩童。
安迪的母亲也是无国籍人士。与安迪的个案不同，安迪母亲的父母皆是大马公民，也有注册结婚，但因为她的报生纸上的父亲名字错误拼写，加上她耽误了申请身份证，结果就成为无国籍人士。
无国籍身份也能“传承”？
35岁的范迪（Fandry Alsao）的孩子，同样陷于类似安迪的无国籍困境。
范迪夫妻都在马来西亚出生——范迪是大马公民；而他要求匿名的妻子则是在大马出生的第三代，但她的报生纸却把她的种族身份列为“菲律宾裔”，且注明她是“非公民”。
讽刺的是，范迪的妻子从未离开马来西亚，也没有亲人在菲律宾，却成为了“菲律宾裔”。
由于这个“非公民”身份，范迪夫妻无法注册婚姻，进而导致他们的6名孩子都继承了母亲的无国籍身份。
范迪是大马公民，但他的孩子却因为母亲而拿不到公民权
根据大马法律，任何人在马来西亚出生，父母皆是大马公民，就会获得公民身份，前提是父母必须登记结婚。
范迪的公民身份，使得他的13岁以下孩子可以享有医疗补贴。
这是因为卫生部免除了12岁以下儿童的医疗费用，条件是父母双方其中一人必须是大马公民或永久居民。
他们最大的儿子在去年刚满13岁。
范迪说：“他才13岁，怎么有钱支付医疗费用？”
权宜之计改到诊所看病
范迪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大马公民，唯一例外的是他的长兄，原因不详。他的长兄是在父母双亡后独自抚养弟妹长大。
范迪的长兄是渔民。他以匿名方式受访时说，他的腿部中过枪，负担不起拿笃医院的检查费用，至今仍没医治。
“他付了100令吉的登记费和另外120令吉的验血费用，但他不知道还有更多的检查要做。”
“他没有足够的钱支付随后的尿液检测，所以他们在没有诊断或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把他送回家。”
海巴瑶族男子正在修缮他的船
范迪的哥哥在存够钱后，选择到私人诊所求医，以省下100令吉的登记费用，但诊所仅开止痛药给他。
他不是唯一为了避免支付拿笃医院高昂的登记和检查费用，而以这种“权宜之计”止痛的人。
在离镇不远外的十字路口，《当今大马》记者发现一名海巴瑶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在乞讨。
她说：“每次到医院就医都必须提前计划好。我会在交通灯处乞讨，存到足够的钱来买药。”
她一边说，一边拿出几包药。
海巴瑶族妇女展示她在私人诊所购得的药物
为公民“节省资源”
马来西亚并未加入1954年《联合国无国籍人士地位公约》或1961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因此不受约束，不必向无证件和无国籍的个人提供教育、就业、住房乃至公共救济的权利。
联合国早已敦促马来西亚根据2018年的普遍定期审议后于2019年提出的建议，改善其国际人权义务，但马来西亚仍未履行改善。
在268项建议中，有10%是涉及到改善卫健状况，其中特别提到要保证非公民在公立医院就诊时，无需承担入院的押金。
联合国向大马提出的建议中也强调，不得向非公民征收比本地人高的费用。
拿笃医院展示非公民费用的告示牌
但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拿笃医院的财务部门依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许多人认为这合乎情理。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包括公共医疗机构的病床都不足，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本国公民。
2013年，在“沙巴无证移民”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一名沙巴州卫生局官员表示，外国人已然占用“可以用来治疗公民”的资源。
凭公民身份决定生或死
尽管如此，亚庇医院一名医生表示，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例如，医院有足够的设备和药物在加护病房开设14张病床，但由于人手不足，只能收容8名病患。”
“所以，即使无国籍人士可以负担列出来的高昂医疗费用，那又有何关系？”
2019冠病疫情高峰时期的加护病房
这名医生也分享，在冠病疫情高峰期时，一间专治冠病的医院加护病房最后一张病床交给了外国人使用。
“但是，最后一个送入加护病房的患者是否剥夺了6个在随后一天因无法得到加护照顾而死亡的人的生存机会？”
他说，在他所工作的三级医院里，院长允许医生在治疗无法支付费用的无国籍人士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在拿笃或沙巴其他地区，医护人员都是根据公民身份来决定病人的生死。
无国籍妇女在拿笃医院财务处算钱
在古达（Kudat），一名医生忆述，院方曾将一名危急女孩置放在在急诊室红区长达12个小时，以等待女孩的父亲筹集1200令吉的医疗费用。
这女孩当时脑部严重受创，需要马上接受紧急手术，但急诊科只能提供她基本的治疗。
最终，由于她的家人筹不到足够的钱，她被送了回家。
“若做手术，本来可以救那孩子一命。”
本文是大马日的无国籍者系列报道之三。作者是：微诺塔（S Vinothaa），译者是沈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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